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1年第9期
管晓刚
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在“回到马克思”的学术潮流中，以柯亨、罗默、埃尔斯特等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从而回到真正的马克思。柯亨等人的工作，试图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公平正义、剥削等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作为核心，通过精细的语言分析彰显其内容，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然而，分析马克思主义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被斥为纯语言游戏，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并无助益。面对责难，当代英国著名学者加文·科琴(G.Kitching，1947—)给出了独特的回应。科琴认为，语言分析并非游戏，而是非常有用的一种研究方式。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运用了语言分析，而是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并没有真正回到马克思。因此，科琴一方面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方法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则坚持实践哲学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卡尔·马克思和实践哲学》等代表作中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进行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分析，从而为深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的研究视角。本文尝试就科琴的工作做一些初步分析，藉此深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
首先，实践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灵魂 科琴从意义问题是理解实践哲学的逻辑在先问题入手，认为只有抓住了实践哲学的理论意义这一逻辑在先的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其基本内涵。在科琴看来，从根本上讲，马克思哲学的灵魂和力量就体现为其理论旨趣与根本意义在于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科琴认为，马克思追求一种关于世界的哲学、历史和社会经济等视野的整合，并构造了一个庞大、完美、逻辑严密和“科学”的思想体系;而实践哲学则为理解这一体系提供了导引思路:一方面，源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通过实践哲学的棱镜而得以确立其基本原则，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就像他的哲学，是一种动态的经济学”(Kitching，1988，p.87.下引科琴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而且，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他的源于黑格尔的历史理论相符合: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包含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量，“这样一种经济学观念非常符合作为人类活动‘客观化’与‘异化’的世界的哲学理念”(ibid)。另一方面，源自空想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概念，也自始至终受到实践哲学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构想也体现出早期“异化劳动”哲学和人类解放观念的延续性。但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实践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而低估和误解了它的全部意义。(ibid，pp.7－35)
由于种种原因，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有违马克思本意的现象，特别是随着学院化倾向的不断加剧，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或意义被降低到仅仅是关于其自身真或假的问题，而忽略了理论之意义这一逻辑在先的问题。比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离开实践去谈认识，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纯粹是一个“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可以通过以下两点得到证明:第一，它比其他任何理论能更好地“适合”或“解释”事实;第二，它比其他任何理论更为逻辑地一致。科琴强调，提出“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得到的肯定是“纯粹经院哲学的答案”;对于给马克思以力量和目标的实践哲学的背离，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化的首要表现，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枯燥的形式主义，它经常与一种同样枯燥的实证主义相联结。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仅失去了其政治敏锐力，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失去了它的哲学灵魂和力量。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科琴呼吁必须重新确立实践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根本意义，即:实践哲学提供了一种深远的认识论和人类学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从经院哲学的枯燥中挽救出来。(1988，p.35)
为了充分揭示马克思实践哲学有别于传统哲学的理论特质及其革命性意义，科琴运用语言分析的方式，深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分析了实践哲学的形成过程和实践概念的基本内涵。他认为，实际上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就已经建立起实践哲学，“在这种哲学中，马克思既拒绝从思想中派生出生活(像黑格尔那样)，也拒绝从生活中派生出思想(像洛克和费尔巴哈那样)。对马克思来说，使人类区别于任何别的有生命物种的是他们自觉能动活动的能力———他称之为实行或实践———他用这个概念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生活。”(ibid，p.26)在科琴看来，对黑格尔的客观化和异化概念的“唯物主义改造”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起点———它们转而成为人类的而不是“理念”的状态，这也是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产生的最重要影响。马克思在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倒置的同时，又坚决拒绝“思想”与“生活”的分离。(ibid，pp.25－26)
通过大量引用马克思的话语和仔细的分析过程，科琴认为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一种人类的总体性实践。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到“生产”的时候，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产或物质客体的生产，“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的本质在于他们既是客观物质过程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思想、社会机构、价值和语言的能动的生产者”。(ibid，p.21)如果马克思必须选择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它必将是“行动的创造者”而非“思想的创造者”，这也是避免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一种方式。科琴的这一论断源自于他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2、8条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在第1条中所说的“人的活动”是指一种直接指向客体的活动、一个能动的过程。换言之，像费尔巴哈那样想象“感性客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似乎它们在现实中仅仅是“在那里”;相反，仅当人能动地把它们作为有目的的生活的一部分时，它们才成为“感性客体”、被人认识的客体。在第2和第8条中，当马克思把“客观真理”看作是一个“实践问题”、把“社会生活”看作“本质上是实践的”时候，并不是天真地把“实践的”和“理论的”相并列，也不是把“实践活动”与“不切实际的思想”相并列。在这里，马克思是要强调:所有人类思想都无法摆脱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思想”与“世界”、“现实”通过人类活动已经和总是联系在一起了。反过来讲，正是对“思想”和从实践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思想”的沉思，造成了几乎所有的哲学难题。(ibid，pp.27－29)
通过意义在先的论断和话语分析，科琴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哲学确实体现了一种重要的理性成就，可以称之为“行动的唯物主义”，是思想观念的一场革命。(ibid，p.31)
其次，实践哲学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精髓的钥匙 科琴明确反对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享有绝对特权的理论解释，“尤其不能接受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使我们装备了某种关于世界的‘科学的理解’，借助于它，其他意识形态或者有偏见的理解可以被‘剥去伪装’，一种不容置疑的‘实在’从而被揭示出来。”(1988，pp.3－4)一方面，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琴坚持了由柯亨等人所开创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分析方法:“密切关注语言被使用的方式，段落、语句和词汇被联结的方式，名词和动词的选择，隐喻、明喻和比拟的使用。它使我们深深怀疑在写作中‘形式与内容’的区别的意义，因为它强烈主张某物如何被言说，是被言说了什么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ibid，p.6)另一方面，他结合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强调要对所提出的任何知识主张承担不可回避的责任，削弱任何“自我中心”或“自我验证”的观点，把强有力的沉思引入马克思主义，即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们去关注自身、关注认识世界的原因、关注自己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ibid，p.4)这两方面统一的表现，即是科琴所主张的精细的文本分析方法。他认为，之所以要诉诸精细的文本分析，首先，是因为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他的思想是最为准确的，“马克思付出极大努力去写得清楚而优雅，至少在我看来，他经常是成功的，通常他表达自己要优于任何评论者表达他”(ibid，p.6);其次，是因为研究者们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而形成的分析性主张是否合理，其判别依据只能来自马克思的文本(ibid)。因此，在分析马克思的哲学构造、历史理论、政治经济学等每一主题时，科琴均引用了大量马克思的原文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并据此来形成自己的分析性主张。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关注人的解放，并把实际地思想和行动的人类主体重新引入历史哲学，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根本改变。因此，科琴重点分析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以此来凸显实践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他首先通过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来引出自己的问题:“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592页)科琴认为，这段话曾经并将继续被争论，其焦点集中在马克思在此概括的历史运动机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并导致一场社会革命———是否意味着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是否是一个“决定论”的思想家?(1988，pp.36－37)
为澄清这一问题，科琴列举了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马克思关于这一主题的10段论述，并逐一进行了分析。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似乎提出了一种矛盾的历史观，因为通过一部分论述很容易发现证据以支持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但另一部分论述又可以使他免于这种指责，还有一部分论述采取了一种“中间道路”的立场。但在科琴看来，把秩序引入这种表面的混乱是可能的，因为这些论述出自马克思一生中各个不同时期，是从明显不同的语境中抽取出来的。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语境，矛盾就会消失。比如，最明显的“决定论”的两段论述都出自《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同上，第9－10页)科琴指出，不论从这里的语境还是1873年第二版跋看，马克思在此所指的“规律”仅仅在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中起作用，这种语境中的“规律”并不意味着导致不同生产方式之间长期历史转换的规律。在1873年跋中，马克思曾经赞同性地引用了一位1867年版本的评论者(伊·伊·考夫曼)的话，因为他认为考夫曼显然很好地抓住了自己的观点:“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页)科琴认为，马克思在此是要表明，既然每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受到不同的规律支配，那么各种方式之间的转换就可能是不受规律限制的。(1988，pp.41－42)
通过以上分析，科琴得出了自己的结论(ibid，pp.42－43)，即1859年“序言”旨在提供一种比高度的抽象和一般的公式化更为精细严密的历史关联:其一，西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换;其二，被预言的同样是西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换。因此，1859年“序言”并未提出各种生产方式之间转换的“规律”，而且“规律”这个词从未在1859年“序言”中出现过。他举例说，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曾经说过:“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版，第130页)在分析了一个古代罗马平民和美国南部各州的实例后，马克思强调:“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同上，第131页)
在以上文本分析工作的基础上，科琴总结说，无论1859年“序言”还是马克思关于同一主题的10段论述，都不是在处理历史发展的一种“普遍规律”，所以马克思并非一个决定论的思想家。即使在马克思试图提出历史阶段理论的意义上讲，他也仅仅是关注了西欧、特别是德国公社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模式序列。在科琴看来，对马克思而言真正重要并处于其工作核心的，是世界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希望如此)它从世界上的消失。(1988，pp.43－49)换言之，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聚焦点即是通过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达到人类社会的根本改变，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实践哲学的理论旨趣和根本意义通过历史理论得到了具体的彰显。
第三，“世代”语境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在要求 科琴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进行的语言分析中最独具特色的，是他在注重文本分析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要在“世代”的语境中来把握实践概念的内涵。他认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而对这种“人的活动”做出了修正:“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同上，第540页)“这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系统阐述的‘世代’的历史概念，对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直到他去世时依然是核心的。……正是这幅世代的历史画卷———作为一个过程，后来的世代通过他们自己的个体活动，不仅在加强而且在改变着仅仅是先前世代活动结果的‘环境’———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所必需的。”(1988，p.44)
科琴认为，马克思在提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的同时，也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页)正是在世代的语境中，“不过是人的活动”的概念才能够与另一种概念———它强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任何特定的点上，对于个体的人或群体的人所能做的事情的一种结构性束缚———达到一致。通过世代这幅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确认正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环境”(即结构性束缚)。但是，个体的人的生命界限远远短于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这样，人类就以世代的形式来往于世界与历史之中。正如马克思在1846年致安年科夫的信件中所言:“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页)于是，在世代的语境中，人作为社会创造物的特征得到显现:一方面，人并非生存于一种“空白空间”中，可以做任何个人想要做的事;另一方面，世代变化过程中内在固有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避免了使人成为现有社会关系的简单产物。与此同时，聚焦于世代变化的活动与结构的对立，使得马克思可以把被改进了的黑格尔主义者的异化概念并入他的历史哲学，因为它解释了一个特定世代或整个人类世代的产物———无论是经济结构、国家形式，还是科学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价值与信仰———是怎样在实际上成为他们的产物的(即个体或社会群体活动的产物)，但是同时(更确切地说是在以后的时间)却出现了异化的现象去限制、统治或压迫继承它们的随后的世代。正因为如此，“通过世代的历史概念，异化较之于黑格尔主义的形式变得更加世俗和更易理解。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了这些社会关系、制度、价值、信仰的人，和以异化的、限制性的形式经历它们的人，总是相隔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因此，通过使生产和经历了异化的人类成为具体的历史存在物，马克思确实成功地使异化成为一个较之在黑格尔那里更加世俗化也更富解释力的概念。”(1988，pp.43－46)
在科琴看来，世代的语境有助于解决有关马克思决定论的某些疑问:可以把上述马克思在1859年“序言”中的论断看作是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的论断。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断言的并不是当生产力(在西欧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中)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斗争时，就会或将会产生社会革命;毋宁说他是在断言不到生产力确实与生产关系发生斗争，就不会出现社会革命。实际上1859年“序言”中真正关键的句子是在上述论断几行之后出现的句子:“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这里的关键点是社会革命被认为导致了“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实际上是主张如果“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全部发挥出来，那么即使在旧社会中可能发生政治革命、起义、政变甚至暴动，它们也不会导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正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曾经分析，1917年俄国革命准确地说是一场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因为“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在“旧社会”中全部发挥出来。(1988，pp.46－47)科琴得出结论说，如果生产力“在旧社会的胎胞里”确实发展到最大可能的限度，那么这是先前世代的人类活动的结果。在这样一种“完全的”发展产生的时刻，当时现存的个体和社会群体就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发动一场社会革命。他们可能这样做也可能不这样做，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是，只有在旧社会中“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得到发展时，他们才会成功。因为只有在那时，他们才会“为自身提出任务”，而且这些任务是他们能够完成的。总之，这似乎是一个逻辑上可以接受的答案，它不是决定论的，因为它并未断言社会革命必将成功;但是，就未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言，它又为人们判断生产力是否得到充分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ibid，pp.47－48)可以看出，实践概念的基本内涵、实践活动的创造力以及实践哲学的革命性特征，被科琴在世代语境这一独特的视角下充分揭示了出来。正如他自己所声明的:“当被这样理解时，它就会令人兴奋而无限深奥地通向社会史和思想史。”(1988年，p.59)
从如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科琴坚决反对把语言分析看成是一种游戏，他在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贯注重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研究传统的同时，把马克思实践哲学提高到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灵魂、作为统领马克思整个哲学思想的基础的高度。科琴从分析哲学的基本原则出发，从意义在先的高度去把握实践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理论特质，并因此而强调实践哲学在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应当说，这对于当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从思想认识上还是研究方式上，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正确对待实践哲学的地位，探寻正确认识实践哲学的方法。
同时，科琴也特别强调了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的思想:“像每一种社会实践一样，我们在语言的应用中必须为主动的主体假定一个角色，这些主动的主体为了他们各自的目的而应用语言。”(1994，p.121)因此，他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突出精细的文本分析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世代的语境中来分析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运用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篇章中的创造，使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思想跃然纸上，让历史来说话，从而不仅提高了可信度，而且深入到其思想内涵，也提供了一种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视角。
当然，从总体上讲，科琴的研究工作尚存在诸多不足:其一，就实践哲学本身而言，回到马克思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发展马克思。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其时代性和开放性，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第220页)尽管科琴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并在世代的语境中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进行了富有特色和启发的诠释，而且他也认识到“后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和使用马克思著作的方式可能有点使人产生误解，再一次主要的是由于这些著作被视为静止的和普遍的，而它们本应被理解为动态的和具体的”(1988，p.120)，但他基本上只是强调对词汇、语句之含义的语言分析，并未能进一步结合现时代的背景与条件而作新的阐发。其二，囿于分析哲学的研究路径，科琴的研究依然集中在“解释”上。尽管他也认识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旨趣在于“改变世界”，强调理论的意义这一逻辑在先的问题，但他始终只是在理性的范围内和分析的层面上来谈问题，并未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改变和人的全面解放，提出“改变世界”的现实方案。其三，受限于文本分析的方法，科琴的研究表现出某种重细微而轻整体的特征。正如前文关于科琴的引述所表明的，他认为马克思构造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并追求一种关于世界的哲学、历史和社会经济等视野的整合，而实践哲学则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与导引思路。但是，科琴自己却陷入到细枝末节中，如他把马克思实践哲学区分为前期和后期，并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没有始终贯彻实践哲学的精髓。(ibid，pp.31－32)这样，科琴就既没有充分揭示实践哲学与历史理论、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未能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来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Kitching， G.， 1988， Karl Marx and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Marxism and Science: Analysis of Obsession，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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