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 聂锦芳

我于1985年考入山西大学哲学系哲学本科专业就读，1989年考上张恩慈教授的硕士生。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情况，我们这一届文科研究生当年并未入学，而是保留入学资格下基层锻炼。我被分配到洪洞县教育局报到，又被指派到洪洞二中。在那里一年我没有承担什么教学任务，只待了几个月，大半年时间是在太原和老家度过的。第二年9月复回山大正式入学，开始硕士阶段的学习。1993年5月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跟随庄福龄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6月毕业后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1998年8月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一直到现在。

现在我虽然还没有退休，但也早过鲁迅写作和出版《朝花夕拾》的年纪了，所以开始不自觉地“念旧”，经常回味过去的时光，总结自己人生的历程和得失。屈指算来，我在山大学习、生活过七年。在这里，我确立了自己毕生的专业领域和研究对象，现在想来，以下两个方面对我以后的研究和人生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外语学习。我们1985年入学时中苏关系开始缓和，在系里当政的杜镇远老师和武高寿老师做出了一个可能除我而外我们班50多位同学都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学习俄语。我们是从零基础开始的，一般大学外语只开设两年，但外语系的孟老师和郑老师却自愿带着我与朱康有、吴秀生等学了6年！靠此奠定的基础，到人民大学后我才从俄文资料中知道，马克思著述是一个庞大的文献王国。他享年65岁，写作生涯长达50年，而且几乎没有中断过，但他写下来的作品中，成型、定稿的很少，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是笔记、摘录、提纲、草稿和过程稿。对于一个思想复杂的人来说，其观点的复杂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定稿的部分和表述明确的段落中，更可能蕴含在对这些观点的探索和论证中。而哲学探索和研究的关键也在于论证。我更进一步了解到，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全集出版，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不完全是根据马克思原始手稿编辑的，而是由苏联文献专家根据当时特殊条件下的理解对部分手稿做了程度不同的甄别乃至改动后整理而成的，而且经过了文字上德—俄—中文的转换。至此我才明白，对于马克思研究来说，回到原始文本、文献是多么重要和必要！这种信念支撑了我30年来几乎全部的研究工作。现在设想，如果当初学习的是英语，并且以后从事学术工作，我很可能会选择西方哲学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实际上在中国是不缺乏这方面的人的，但另一方面离奇的情况是，在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从事文本、文献研究的却屈指可数！这样说来，我今天的状况就与杜老师、武老师他们当年那个“错误”的决定很有关联了，为此我对他们心存感念之情！

第二个方面与北大有关。当年的条件肯定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但那时哲学系有个好的做法和传统，就是规定研究生期间必须外出访学两次，系里提供经费。我和康有到北京访学是杜老师带着去的。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在魏公村国家图书馆招待所安顿下来后，杜老师先独自去北大拜访他的老师黄枬森先生和他的同学叶朗教授。在拜会结束时他征求黄老师的意见，说有两个学生想见见您，是否可以。黄老师虽然德高望重，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但极其平易近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和康有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黄老师居住的中关园，黄老师在他那间由于堆满图书资料而显得很狭小的书房接待了我们。我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我成了黄老师的同事。现在想起这些往事，心里都充满了温暖和感激。

谈到与北大的关联，必须提到杜老师晚年著述《他山之石》后记中的一句话——“自我反省，独立思考”。我觉得，这是北大的传统、哲学的要义，也是他那那本书的精髓。哲学的进步有赖于哲学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式的转换。那部书是根据杜老师生前授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其中所涉及到的各个板块和具体流派在近年学界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这些进展是奠基于像杜老师这样思想解放的理念之上的。杜老师那代人从灾难深重、思想炼狱中走过来，我都能体会到当年张恩慈老师、余维综老师和杜老师这些人被迫离开北大、离开北京、流落到并非其故土的山西时苍凉的心境。从磨难中走出来的杜老师最切近的感受，就是必须决然地告别人云亦云、麻木追从的路数和思维，独立地进行思考，理性地看待世界。他强调哲学的科学基础，致力于哲学与科学的结合与联盟；而在我看来，更深刻的见解在于，把马克思放到西方思想发展中进行讨论，认为不理解西方哲学史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可悲的是，这样一种看法即使在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没有成为共识，不在少数的论者把马克思与西方思想割裂开来进而对立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对抗西方思潮和社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仍然坚持和阐述那种一成不变的、低于马克思水准的“马克思主义”，表征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多么艰难！这也表明，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是多么重要和迫切！

现在我还经常回味和思考张恩慈老师退休后独特的“选择”。由于多种多样复杂的情形和考量，一个人的思考在其公开发表的东西中并不能得到完整地体现，张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是张老师最后一个学生，送走我之后他就退休了。这时他的选择是不再从事所谓学术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他没有沉浸在那部大部头的《认识论原理》的荣耀中，更很少提及六十年代他所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论争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以及那部《认识与真理》的小册子翻译成几种外文，相反，他想将过去的这些“业绩”彻底忘掉。他对肖前教授说：以后开会我们就不要发言了，没有新东西讲什么呢？尽量让年轻人讲吧。他是很少向学生流露情感的，但我回去看他时他说的两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次谈到北京学界的状况，他不再注视我，而是把目光转向窗外，望着黑沉的夜幕，停顿了一下后说：“我回不去了！”另一次，他特别认真地对我说：“我们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但从来没有到过他出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去看一看，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多年后，我几次到特里尔，在那里从事研究工作和学术访问。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每当我看完材料在布吕肯大街出来的广场边上等车回住地时，遥望那些耸立着的古罗马宫殿和巴洛克建筑，浏览风景如画的摩泽尔河畔风光，无限地感叹：这块土地上酝酿、培育的理论和学说怎么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斯大林式的威权专制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发展中的单线论？于是，我心里一再回味起张老师那些话的深意和他晚年选择的价值——他是以自己的“无所作为”表达对以往的研究方式的反省。

从入山大接触到马克思的著述，一直到今天在北大还在从事“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关系再探究”的课题研究，我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过了38个春秋。我和同道致力于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重新展开梳理、阐释和评论，这种研究方式在国内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我们感到，它确实矫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误读和曲解，真正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更有助于发挥它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现实价值。迄今为止，我出版著作21部（其中独著9部、合著3部、主编7部、参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特别是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由我领衔的团队推出12卷本、近600万字的《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专门探究马克思本人著述及其思想最集中、最系统和篇幅最大的研究成果之一”，是继黄枬森、庄福龄等主编的8卷本、41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后，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所取得的最重要进展和突破。此书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德国学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被称为是“马克思年”这一领域专业研究“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敝帚自珍。在此叙述以上经历和感受，罗列一些所谓的“学术成果”，借此向母校汇报，感念老师们当年的培养，谨祝愿120年的山大青春常在、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