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转自：光明日报

【圆桌对话】

编者按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们认识与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反映了人类思想的精粹，必然存在于人类各种语言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以汉语为研究对象和思想表达方式的汉语哲学，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汉语哲学的蓬勃发展彰显了我国哲学界强烈的理论自觉和自主意识。中国需要汉语哲学，世界也需要汉语哲学。进一步推动汉语哲学的发展，对于把当代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思想上向世界清晰准确地表达中国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特邀请三位专家学者，围绕汉语哲学的概念定位、内涵特质与时代任务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以期引发学界的进一步关注和探究。

嘉 宾

红足1—世足球网教授 江 怡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晓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梁剑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张颖天

1.何谓汉语哲学

主持人：在21世纪，汉语哲学的迅速发展将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汉语哲学”既具有作为哲学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汉语研究的特殊性形式。请谈谈如何看待“汉语哲学”这个概念和定位?

江怡：随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求的提出，不同知识领域中纷纷涌现出了各自代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说明。在以追问天地生命之根为宗旨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一种独特的哲学研究领域也以确立自主知识话语体系的形态呼之欲出。这就是近年来在国内哲学界关注热度较高的“汉语哲学”。从发生形态上看，汉语哲学是国内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们重新定位自己研究方向的一种努力;从研究内容上看，汉语哲学是研究者们从中国思想及其表达的特殊性上寻找哲学观念的普遍性特征。尽管目前国内哲学界对汉语哲学的性质和任务还有许多争议，但从哲学与汉语的关系入手重新确立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围和方向，已经成为研究者们的一种普遍共识。

刘梁剑：何谓“汉语哲学”?学界对此似无统一的界定。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关切和不同的视角，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不过，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提倡“汉语哲学”的学者，从二级学科的角度看，大多数具有外国哲学的背景。这一现象本身似乎有助于我们理解“汉语哲学”的一个面向，那就是外国哲学的汉语化问题。

外国哲学的汉语化问题，内在地关联着“汉语”和“哲学”的相干性问题。换个问法：汉语能否说西方的philosophy?如果汉语无法说philosophy，汉语世界的外国哲学研究自然就不可能具有独立价值。几个世纪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如赫尔德、洪堡特等)把汉语结构特点与汉语思想特质关联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汉语可以说西方哲学。当下学界的讨论，一般不会接受这样的见解。不过，有些学者似乎持过强的语言决定论，过于强调汉语哲学因为汉语的使用而具有西方哲学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过于强调中国传统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特点，从而让汉语哲学呈现出某种可疑的精神气质，即特殊主义。如何处理汉语哲学的特殊性和哲学的普遍性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难题。

王晓阳：近年来，汉语哲学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热议话题。然而何谓汉语哲学，目前未有定论。常见的看法是，凡用汉语进行哲学讨论或思考而形成的哲学思想，统统可以称为汉语哲学。如黄裕生教授发表的一篇题为《何谓汉语哲学?为什么需要汉语哲学?》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汉语哲学就是以汉语思考、讨论哲学问题而形成的哲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一个人来自哪里，属于什么民族或国家，他用汉语进行哲学思考而提出的哲学思想，都属于汉语哲学”。他建议将这个看法当作汉语哲学的“底线共识”。我完全支持黄裕生教授的建议，并且进一步认为，上述“底线共识”捕捉到了汉语哲学的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用汉语来进行哲学思考或讨论;第二个要点是，要形成哲学思想。前者说的是汉语哲学的特殊性，后者说的则是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要准确把握汉语哲学的真实内涵，二者缺一不可。

主持人：“汉语哲学”具有哪些特质?它强调什么样的哲学精神?

王晓阳：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的典型标志之一就是哲学活动。哲学的真正魅力在于，依循其特有的技术方法施用理性，就能达到去伪存真，启迪人以智慧。因此，哲学长久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作为哲学活动的一个特殊类型，汉语哲学与其他类型的哲学活动也是有所不同的。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需使用汉语来进行运思探讨。有人或许要问，使用汉语进行运思探讨，何以造就了汉语哲学的特殊之处?一个自然的回答似乎是，与汉语的独特性相关。然而，作为一门语言，汉语有众多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并不一定都与汉语哲学相关。哪些独特之处与汉语哲学真正相关，学界对此一直存有争议。我的看法是，与汉语哲学相关的独特性，并不是汉语的字词句法方面的独特性，而是(因汉语的长期使用而逐渐形成的)汉文化或中华文化的历史文化方面的独特性。

刘梁剑：随着外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渴望摆脱长期以来仅仅是向外国学习的学徒状态，渴望获得新的身份认同。对于从事外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汉语研究西方哲学，我们的研究相对于西方语境中的西方哲学研究来说，是否具有独立价值?举例来说，汉语世界关于胡塞尔的研究，如果翻译成德文，它对于德语哲学界来说，是否有价值?研究古希腊哲学的陈康先生很早就说过，汉语世界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应该让西方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学者以不懂汉语为憾。在陈康的时代，这无疑是孤明先发。但是，从20世纪末开始，陈康的见解越来越成为整个学界的共识，从而构成了“汉语哲学”提出的问题意识之一。在此意义上，思想自主性构成了汉语哲学的精神特质之一。

江怡：我们可以从哲学研究的自主性出发考察汉语表达对哲学观念形成方式的影响。曾有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语言没有明确的主谓之分而导致中国哲学缺失“主体”概念，并失去谓语的作用;中国语言由于没有词尾变化而缺乏时态和语气，并缺少逻辑意义上的“命题”概念等。然而，这种分析仅仅是依据西方语言结构审视中国思想表达的语言特征，却没有看到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思想文化构成的深刻影响。研究表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哲学观念，与表达这种观念的语言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概念联系，以至于从一种哲学观念中可以追问这种观念的语言表达的形式规定，如汉语言结构锻造了中国人的伦理和天人观念。虽然从语言结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对中国哲学的语言学特征刻画，但这种分析的目的并非借用西方的语言结构说明中国哲学概念缺失的语言根源，而是要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从汉语视角揭示中国哲学研究特殊性的重要价值。当今的汉语哲学研究，就是试图从汉语言文字的结构分析出发，阐明汉语哲学研究的特殊性质，由此确立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背后的语言逻辑。

德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洪堡特曾在《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年)中指出，“汉语展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正因为它舍弃了所有语言共享的优点，才获得了另一个不见于任何其他语言的优点。汉语放弃了许多附加于表达的东西，而正是通过这样做，它更突出了思想;它拥有并高超地运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能够把概念直接相互接续起来，使得概念之间的一致和对立不像在其他语言里那样被知觉到，而是以某种新的力量触动和逼迫精神，让精神去把握概念之间的纯粹关系”。汉语的这种独特艺术让精神得以更好展现，因为汉语对思想的表达可以不借助于任何言语内容，而只是取决于概念的形式规定，即汉语字词句的排列顺序。汉语结构的独特性质“激发起并维持着针对纯思维的精神活动，避开一切仅仅属于表达和语言的东西”。

作为人类至今保存最为完整并依然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汉字形象强化了民族精神以特定方式表达概念的倾向，适应了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汉语语音在历史上的变迁并没有改变汉字的表达形式，相反，汉字的形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则直接影响了汉语自身的文化内涵，如从古文到现代文，从繁体字到简化字。在《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1826年)中，洪堡特把汉字的存在看作“中国人从自己观点出发看待一般语言问题的方式方法”，他甚至说，“中国人几乎不可能彻底改用拼音文字……在那里发展起来的书写方式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件哲学作品”。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论文字学》(1967年)中指出，“原始的言语乃是文字，因为它是一种法则，一种自然律。最初的言语在自我显现的最深处被理解为他者的声音，被理解为命令”。与自然地发出声音不同，最初写下的文字从一开始就脱离了书写者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对文字的解读不是要去感同身受地表达书写者内心的心理活动，而是要解释文字本身所包含的客观意蕴，即文字传递的文化意义。汉字就具有这样的独特作用：它以其独特的形式(表意文字)显示了这种文字的使用者共同具有的认识模式和思维方式，并由此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汉字和拼音文字不同，对于语音的超越，恰恰提供了直达概念的特殊哲学方式。汉语哲学是真正的哲学，而拼音文字构成的哲学则多了一层语法编制，充满了间接性，和汉语哲学的直接思索迥然不同。汉语哲学就是要通过汉语言文字的结构(形象)分析，向世界揭示这种精神世界存在的哲学意义。

2.汉语哲学的重要性

主持人：百余年来，何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何为，这样的追问从未停止过。“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曾是中国哲学界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从某种角度来说，汉语哲学或许可以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对哲学的思想需求和学术追求，其重要性与其所关切的问题向度密不可分。请谈谈对此的看法。

刘梁剑：百余年来，中国哲学一直处在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觉醒与自我更新的过程中。进入21世纪，在经历最初的合法性问题论争之后，中国学界对中国哲学的态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分化。一种取向，主张放弃“哲学”以摆脱西方“philosophy”的消极影响，由中国“哲学”研究回归中国“思想”研究、儒学研究或经学研究。另一种取向，认为中国哲学迫切需要从以历史为导向的哲学史研究模式转向以问题为中心的哲学运思，通过更加自觉的哲学理论创建工作，挖掘中国思想(包括儒学思想在内)的哲学意蕴，以此挺立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汉语哲学的探索，大致可以归入第二种路径。

江怡：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虽然这个过程始终存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两种哲学传统的碰撞冲突，但其结果却是西方哲学概念框架逐渐成为中国哲学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石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康曾提出，希望通过汉语翻译而使原本来自西方的哲学著作得以大放光彩，由此凸显汉语的巨大魅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大讨论，其中最为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对哲学与汉语之间关系的重新考察，并由此产生了“汉语哲学”的回响。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哲学研究中凸显的“汉语哲学”是中国学者不满足于对西方哲学学术的亦步亦趋而试图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研究道路的重要结果。从汉语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勃兴中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已经清醒意识到中国哲学自主性的重要价值，并努力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殊性与哲学思想的普遍性相结合，而汉语哲学正是这种结合的有效方式。

主持人：汉语哲学对哲学工作者提出的特殊任务和要求是什么?

江怡：在我看来，如何能够从汉语结构的这种特征揭示出汉语表达的思想内容，正是汉语哲学要完成的重要工作，也是汉语哲学对哲学工作者提出的重要任务。严格地说，这种工作不仅包括了对汉语结构所承载的概念内容作出恰当的分析，而且包括了对汉语中使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作出更为充分的说明。汉语语法的隐性特征使得理解汉语的起点只能是单个词的意义，而汉语的每个词都可以在句子中充当概念的角色，这就使得汉语表达本身具有了超越当下语境的普遍意义。欧洲语言的共同特征是从理解句子构造开始，然后再到词典中寻找每个词的意义。汉语的不同在于，单个词的意义担纲句子意义的最小单位;一旦理解了词义，句子就不再是模棱两可的了。从哲学分析上看，与欧洲语言明显不同之处在于，汉语并不标示词所隶属的语法范畴，也不表达词的一般语法价值。这就解释了为何用汉语很难表达哲学范畴而只能表达概念的原因，这也体现了汉语哲学研究聚焦的重点方向。

刘梁剑：汉语哲学的关切，最终指向汉语在当下的哲学运思，即用汉语做哲学。用汉语做哲学，从运思的语言工具而言，中国哲学话语创建需要“活的语言”。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有效实现中国传统哲学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对传统哲学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可以接续我们身在其中的传统，从中国深厚的哲学传统中汲取解决具体哲学问题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智慧。运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思考者比较容易有亲切的体会和情感上的认同。另一方面，只有在传统哲学话语成为我们用来说事情、讲道理、想问题的话语的时候，才能成为生意盎然的“活的语言”，真正促成传统哲学话语的创新性发展。传统概念需要加以改造才能有效观照当下生活世界。再者，除了传统哲学话语之外，我们还要锤炼活生生的日常语言。日常语言和当下生活世界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二者甚至可以说就是长在一起的。因此，日常语言是可感的，而用可感的日常语言来展开哲学思考便更贴切、实在。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一项任务，便是从日常语言这一富矿中萃取语汇，进而将其锤炼成具有义理深度与厚度的说理词。此外，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妙词”，它们既居于日常用语和哲学行话之间，又居于现代汉语和古典词汇之间，同时还具有处理某些基本哲学问题的理论潜能。

王晓阳：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发端于古希腊，是一门经由理性活动获得思想和追求智慧的技艺(artistry)。在实际的哲学活动过程中，首先需要对概念进行分析，对命题进行论证推理，才有望形成知识产出思想。其次，哲学关注概念间和命题间的应然联系。这类联系本质上受到逻辑规则或推理规则约束，而不受语言学意义上的句法或语法规则约束。

汉语哲学既然是一种哲学类型，自然也不例外。因而在从事汉语哲学研究时，一方面，我们应当始终关注哲学技术方法的使用，围绕哲学问题，展开细致深入的概念分析，以及严谨有序的论证推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应当拘泥于汉语言特殊的字词句法，而应当聚焦于中华文化中独特的概念与命题。搞不清楚这一点，认识上就会有偏颇，比如以下两类看法就是较常见的：一类认为，鉴于其字词语法特征，汉语不能胜任哲学活动，因而主张，仿照西方语言(如英语)来对汉语字词语法进行改造，以利于哲思探讨;另一类则认为，汉语虽然可以胜任哲学活动，但是汉语哲学的第一要务乃是翻译与整理现成西方哲学作品。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哲学活动的关键是对深层语法的把握。后者则驻留于对现成西方哲学作品的“汉化”，因而并不是真正的哲学活动，也不能算作够格的汉语哲学。称之为“哲学的汉化”或“汉化哲学”，或许较为妥当。

3.推动汉语哲学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响亮声音

主持人：汉语哲学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还具有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的开放性。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哲学国际影响力成为新时代哲学工作者肩负的时代使命。请谈谈怎样使汉语哲学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响亮声音，更好发挥其独特作用?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江怡：根据我的国际哲学交流经验，汉语表达哲学的独特方式正在受到国际哲学界的普遍关注。例如，第22届到25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都强调了不同语言表达方式对哲学思想构成的深刻印象，汉语表达式的特殊性更是成为历届大会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汉语的文法结构和字义解释，不仅是汉语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际哲学界在讨论中国哲学问题时关注的焦点。

汉语哲学是研究以汉语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与汉语有关，因而也引起了国际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同时，在如何理解汉语哲学对当今哲学的贡献上，国际哲学界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我认为，要增强汉语哲学的国际影响力，首先需要从概念内容上清楚界定汉语哲学的研究性质和主要任务，其次需要厘清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思想联系，还需要明确汉语哲学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哲学可能作出的贡献。要积极地对汉语哲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出合理的解释论证，由此获得国际哲学界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合作。

刘梁剑：目前汉语哲学界关注的是：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新形势之下，如何让汉语所做的哲学取得世界范围内被其他哲学系统所理解的形态，进而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为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较为系统地阐述汉语哲学对于如何做哲学的方法论主张(且称之为“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跨语际的哲学语法考察”)。进而，循方法而实践，在哲学的实践转向、当代历史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性、偶然性、人机之辨、技术时代技术与哲学的互动关系(对技术的哲学反思，技术改变做哲学的方式)等重要问题上，尝试创建兼具世界情怀与中国气象的哲学话语。

中国现代哲学在最初更多地呈现为在“古今中西之争”下的自我重塑，还只是单方面的、被预先给予的跨文化情境所支配的地方性、方言性哲学思维。经过一个半世纪以来跟世界的不断主动对话，汉语哲学的世界性视域更加成熟。与此同时，随着当代世界文明的加速融通，将人类整体作为思考单元的人类意识日益觉醒。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彰显汉语哲学新形态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新使命，汉语哲学需要更加充分地彰显面向当代哲学问题的生发性意义。

王晓阳：虽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关注的哲学问题会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哲学问题的处理总是呈现出某种共同的“方法论面相”或普遍的技术方法。细究起来，哲学的技术方法尽管是多种多样的，但总是可以归入以下三大类型：概念分析、论证和反思平衡。因此，在从事汉语哲学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需要遵循哲学活动的技术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汉语哲学的从业者才能与其他类型的哲学从业者进行平等有效的交流对话，共同站到世界哲学的大舞台上去。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内蕴着构建汉语哲学的重要任务。构建汉语哲学的关键是，始终坚持把汉化哲学与汉语哲学明确区别开。汉化哲学执迷于汉语言中的字词句，忽视了哲学的三大技术方法，兴许能为思想的孕育作出积极预备，但绝不会生产出真正的哲学思想，甚至有沦为西方哲学思想观点“搬运工”的潜在风险，因而需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与之不同的是，汉语哲学则自觉运用哲学的三大技术方法来对中华文化中的特定概念(如，阴阳、五行)与特有命题(如，天人合一、体用不二)加以发掘提炼，因而不但有望产出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而且能够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的思想气质。

总之，汉语哲学不是要倚重汉语言的独特性来培植一种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是要始终自觉运用哲学的三大技术方法，不断尝试把中华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特色问题“挑出来”、特定概念“搞清楚”、特有道理“讲明白”。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实质参与到哲学这项具有普遍性属于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当中去，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也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源源不断地孕育出优秀的中国思想，进而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出应有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