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5年7期

李凯林

一、一个有待澄清的基本理论问题

如何看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方法论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持肯定态度的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伟大贡献。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则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在以“反形而上学”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中已被抛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也因而失去了意义。还有观点认为,即使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也不应再用,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有同志提出:对任何哲学都要做一番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划分出它们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之所属,这是把五彩缤纷的哲学变成黑白二色的做法;它使哲学变得苍白贫困;而这种做法的经典代表就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这个批评意见在当时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上述批评当时未能在较大范围内展开争论,但认识问题并未解决。如下述说法:“欢迎作为工具的哲学,讨厌作为裁判的哲学”(见1986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第3版),就蕴含着对《唯批》所用的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否定。国内学界关于马赫、彭加勒等人哲学思想的发掘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唯批》所用的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贬抑。一些学者在总结我们已往哲学研究中的偏颇和失误时,常有对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否定。如强调“在总结现代着名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时,必须废止这种给自然科学家贴唯物或唯心标签的简单做法”(参见孙显元)。许多人认为,现代哲学的“反形而上学”特点或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分析方法应予取消。恩格斯提出的这一理论及其方法真的应该寿终正寝了吗?从国内历时弥久的实践本体论之争,到最近有学者提出要从“逻辑在先”的意义上把“自然”归于社会,并进而归于“人类悟性的创造”(参见俞吾金),都表明我们的哲学研究并未摆脱“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的纠缠,与之相关,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去留得失也就仍有斟酌之必要。

二、哲学基本问题能被取消吗?

考察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是否有意义,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本身能否被取消。

取消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主要是从实证主义哲学“反形而上学”的口号那里来的。实证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可实证的事实为基础,而无法被经验所实证的概念或命题,如关于世界本原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之类的问题,均应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潮,在科学主义流派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人本主义流派中也有很大影响。在抛弃“形而上学”的同时,现代西方哲学大多转而去具体地研究语言问题、科学逻辑问题、人生问题等。无可否认,当代西方哲学在许多具体领域的研究中确实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现在要问的是,哲学基本问题真的被取消了吗?且不谈人本主义流派中诸多哲学家关于世界存在的本质的思考,即使就实证主义本身而言,它关于“命题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或“可确认性”标准,难道不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某种回答吗?虽然它对经验的纯主观解释似乎又是要把这个问题取消,即如果经验只是一种主观感觉要素,那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就没有了,但这恰如黑格尔把客观世界说成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并未取消他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一样,对经验的纯主观解释也只能表明实证主义在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了较为模糊的唯物主义回答之后,又最终走向了唯心主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未被取消。实际上,在西方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高潮迭起的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最鲜明不过地说明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地位难以动摇。

有些人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只是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自然科学家则对它很反感,所以该问题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应予取消。若果然如此,则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当然就不能用了。但事实上是,并非由于哲学家的挑唆,而是自然科学家们自己常常要去触及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基础的世界观问题。历史上,牛顿对“第一推动力”的思考是如此;世纪之交中那些提出“世界要素说”、“物质消失了”、“唯能论”等的科学家们也是如此;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关于“上帝是否掷骰子”的争论,也可说是要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角度来追索量子力学中的几率描述是否具有世界观意义的争论;信息论创始人申农关于“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的问难则可说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基本概念的直接思忖,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之所以常常是由很有造诣的自然科学家(或是对自然科学前沿有较深了解的哲学家)提出,原因不外乎在于正是他们才最先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科学新成果与现行的某种哲学世界观的关系。而他们之所以能有此感受并敏锐地提出某种问题或质难,则又应当归因于他们的相应哲学素养。人们的世界观本体论方面的学问正是由此而来的。古人从经验的积累和思辨能力的发展上不断发展这方面的学说,现代人则是从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上不断发展这方面的学说。无论是从否定的方面对现行的某种观念提出的质难,还是从肯定的方面对某种理论学说的建设与丰富,实际上都是对世界观理论发展的促进。恩格斯说过,人类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长过程,“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世界的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3页)。科学和哲学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证明了恩格斯上述观点的正确。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世界观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取消不了,并不等于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时时处处都应当是哲学的热门话题。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可以对它不感兴趣,某种学术思想派别也可以对它不感兴趣,但不感兴趣不等于对它没有回答,也不等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不要它。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心理方面的历时性变化可以为此提供诸多佐证。西方的世界观“形而上学”在达到黑格尔哲学这种最高形态之后,社会心理转向对一些比较具体的或可操作性更强的理论研究感兴趣,语言分析哲学、科学哲学还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等,都可谓是这个方向下的产物。而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科学实在论、人本主义等,则又可说是对哲学世界观问题的探求。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中特别看重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这种哲学方法,而当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理论研究需求时,对国外各种哲学思潮的介绍,对自然科学新成果的研究,对科学方法论、认识论等等的研究,就兴盛了起来。有些人由此认为哲学世界观问题以及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应当归于消亡,这未免有点以偏概全。

三、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

哲学基本问题既然取消不了,那么相应地,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这种方法也就不会失去自己的作用对象。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是有益还是有害,即它的意义怎样?前述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把五彩缤纷的哲学分为黑白二色,使哲学变得苍白贫困。究竟应怎样看待这种批评呢?

笔者以为,上述批评在出发点上是要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但立论未必切当。我们的哲学是否有贫困之嫌可以暂且置而不论,我们的哲学要发展却是各方面的共识。而要发展就必然要有对现状与过去的某种批评。对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提出质难的缘起无非与下述现象有关,即我们在过去一个时期中的哲学研究工作特别看重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方法去划线,即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线。许多研究者如此,相当多的学习者也是如此。大家普遍认为,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是谬误;唯物主义是应予肯定的精神财富,唯心主义是可资批判的反面教员。翻开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若干年的哲学刊物,这种划线文章比比皆是。改革开放实践给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期望,因而对哲学界长期形成的上述分析与划线高于一切的状况表示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不能为纠偏而把一些正确的东西也丢掉了。以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全部工作或最高目标,当然有失偏颇,但因此就把一切弊端都归罪于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并要把它否定掉,那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主要意义何在?笔者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态度与做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迪。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页)。对于黑格尔哲学,他们认为不能简单抛弃,而是“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恩格斯指出,“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黑格尔哲学大厦的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同上,第219页)试想,如果不对黑格尔哲学的概念与理论体系作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能对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内容作唯物主义的改造吗?显然不能。人们常说,对一种理论要能够钻进去又钻出来。“钻进去”是说要把握该理论讲了些什么东西,“钻出来”则是说要对该理论讲的这些东西的真伪与价值程度有所辨析。有些人认为“钻进去”比较容易,只要按部就班地跟着作者走就是了;而“钻出来”则比较难,难在读者要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在各种批判能力中,能否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也许是最基本的批判能力。马克思说:“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这种从“深奥”中看出“简单”的方法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运用时首先就要用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方法。也许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既没有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被黑格尔哲学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所迷惑,也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要把黑格尔哲学全盘抛弃,其思想方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黑格尔哲学在处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有明确的把握。列宁也是由于这一点而能对黑格尔哲学实行一种视角上的转换,从《逻辑学》这个“最唯心”的理论着述中看到“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列宁,第265页),从而为他科学地吸取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方法论前提。

综上所述,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它是从总体上把握各种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思路,使我们能够在纷繁多样的哲学理论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为批判其谬误、吸取其合理思想迈出理论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与意义域研究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后面的路子就可能走偏:或者陷入某种思想陷阱中不能自拔,或者在众说纷纭的思想混战中茫然无措。被列宁的《唯批》所批评的一些科学家的糊涂思想或错误思想就是在这第一步上出了问题。然而第一步毕竟只是第一步,它的全部意义只在于为后面的第二步作准备。就是说,在对一种或数种哲学思想作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之后,进而应具体地发掘和辨析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显然,如果只走了第一步而不走第二步,恰似登上了“脚手架”却不进去“探宝”一样。但如果第一步未走好就走第二步,那么虽然也有可能深入其中拿到珍宝,但能否还这些珍宝以本来的科学面目,并使它们能真正为科学所用,就难说了。

以上关于第一步第二步之说,是就哲学研究的整体任务而言。具体说来,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思想斗争状况,以及不同的研究工作,都可能会有不同侧重。比如同是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是侧重其“辩证”唯物方面,而在列宁时期则是侧重其辩证“唯物”方面。列宁的《唯批》写于俄国革命处于低潮阶段,这时期党内外各种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思潮泛滥,唯物主义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运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去剖析各种“新思想”以扞卫唯物主义的基本科学立场外,别无选择。因此列宁花了八个月时间,参阅数百种杂志、数十部书,抱病写成了这部数十万言的理论巨着。它给当时的种种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以有力的反击,澄清了党内的思想混乱,为革命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如果就《唯批》的主要工作而言,那么它完成的只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步工作。对于第二步工作,即对包括马赫在内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中的有价值之处的辨析,列宁基本没有做。为什么?答案也许是:从客观上看这不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从主观上看这也不是列宁写《唯批》的主要任务。马赫等一些自然科学家因对科学的贡献而在当时享有盛誉,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使他们在哲学上散布的错误观点有着特殊的危害性。

纠正这种危害性的关键就是要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澄清是非,非此不能扞卫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非此也不能使包括自然科学家在内的人们正确认识当时流行的马赫主义的错误之所在。所以,列宁集中地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上作文章,完全是从当时的革命实践出发,抓住了最要害的问题。那种认为列宁对科学家们有偏见的责备,是否是有些不顾当时历史条件的求全责备呢?我们在《哲学笔记》 中,就可看到列宁集第一步和第二步一起走而又以第二步为主要着眼点的情形。也许可以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能够那么驾轻就熟地深入发掘各个哲学家的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与他写《唯批》所走的那个坚实的“第一步”直接相关。顺便说一句,这也是笔者不赞成那种把《唯批》与《哲学笔记》对立起来的一个理由。

当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被我们广泛认可的时候,它在广泛的运用中也出现了诸多偏颇,即人们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是一味地“分析”、“划线”,甚至视此为哲学研究的全部任务。尽管这种片面性与对《唯批》方法的教条主义运用有关,但后人在运用《唯批》方法时产生的过错不应与《唯批》本身的对或错混为一谈。

综上所述,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不应否定,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对后人提高哲学素养所具有的意义不应抹煞。问题只在于当我们走了“第一步”(把握对象的哲学基本立场)之时,不要忘记还有更重要的“第二步”(探宝)。

四、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域

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避免简单地抛弃它。以往有同志提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不宜划分哲学派别”,已经意味着要给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作出意义域上的限定。但笔者感到上述禁止性限定似有些太宽泛,因为,对那些已从自然科学层次深入到哲学层次的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为什么就不能实事求是地作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呢?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但仅仅从逻辑上出发似乎也不尽合宜。因为从逻辑上看,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可以对任何涉及到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予以分析,如果有些人因此而将这种方法随处套用,则难免有一些令人讨嫌(或事与愿违)的事情发生。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对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域的理解,应当是从逻辑和现实两方面着眼。首先是在逻辑上要对口,其次是在学术理论发展上要有现实需要。具体说有如下三点:

其一,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过去曾出现过的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去随意判决一些自然科学成果是否科学的做法,就是使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走出其意义域而陷于谬误的典型表现。

其二,为哲学的健康发展计,对引起哲学基本立场混乱的某些新理论作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是有意义的。现实中常有一些新理论,在取得某种新意的同时,也引起了哲学基本立场上的混乱,如费尔巴哈和施达克等人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概念使用上存在的混乱,如马赫主义对唯物主义的偏颇否定等。恩格斯和列宁当年所做的相关工作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反之,如果哲学的理论发展并无这种客观需求,而只是操刀者要练练刀术以显示自己的某种存在,那就毫无意义,或是完全不可取的闹剧,如“文革”中流行过的那种乱贴政治标签、乱打学术棍子等做法,就曾使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失去其应有的科学意义。

其三,为科学的积极发展计,要从自然科学家的一些哲学思想中发掘有价值的东西,把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作为研究者把握对象思想方法的第一步,这是有意义的,不过这个意义的最后实现要体现在第二步上,即有助于研究者深入对象之中探宝,并能从科学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诸珍宝予以阐释。反之,如果应该探宝而不探宝,仅仅停留在第一步的合理性上,而不思进取第二步,甚或把这两步对立起来,以对象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有错误而否定对该对象的一些必要的深入研究,这就会使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失去其合理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唯物主义的特殊本领之一就是:它能运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对各种“不结果”的唯心主义思维之花作唯物主义的还原变换,从而使该花有可能转向结出实践之果。所谓能“结果”者,是指这些观念可以被科学地理解并付诸实践。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神学的变革是这样,马克思列宁等人对黑格尔哲学的变革也是这样,当今一些哲学工作者对自然科学家提出的那些有唯心主义偏向的哲学思想的分析扬弃也是这样。

【参考文献】

列宁, 1990年:《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列宁全集》第18卷, 1996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年,人民出版社。

孙显元, 1989年:《认真研究现代着名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成果》,载《求是》第14期。

俞吾金, 2004年:《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载《哲学动态》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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