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郭贵春 刘伟伟
摘 要：现代博弈论语义学在语义学的整体推进中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理论交叉特性。它以博弈活动作为语义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确立了博弈思维与逻辑分析之间的有效关联，并通过策略性的交往选择活动为命题真值的确定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它所具有的独特认知模型和对话结构规则，赋予语言的解释和构造动态、相对化的研究视野。它在语义分析的形式规范性方面引入了语义博弈的心理事实研究，并将参与主体的作用和系统整体的语境思维纳入到语义分析的过程中。这使它与传统语义学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当代科学语义学的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手段。
关键词：博弈论 语义学 语用 语境 策略
现代博弈论语义学最早由欣迪卡（J. Hintikka）提出，但其作为一种相对成熟的语义分析手段和工具的确立，却是缘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数理逻辑和信息理论的迅速发展。从理论方法的横向比较来看，它与当代若干重要的语义学理论具有内在的关联，例如它与可能世界语义学和语境语义学在理论思维上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借鉴。博弈论语义学建构的多维理论背景和应用的多学科性特征充分展现出了语义分析方法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分析中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博弈论语义学研究为意义理解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并为考察主体认知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博弈、逻辑与语义分析的路径突破
博弈论语义学迎合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趋势，其兴起和发展与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革命和理性思维方式的进步密切关联。对博弈论语义学思想基础和动力来源的考察，以及对博弈论语义学形成的基本脉络和理论特征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充分地理解博弈论语义学在当代哲学研究与科学理论分析中的重要意义，更加合理地把握其方法论体系。
１．博弈与逻辑的紧密关联是博弈论语义学及其理论后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来源。在现代数理逻辑兴起之前，逻辑博弈概念与对话和辩论的含义相近。例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理就可以视为一种简单的对话博弈理论。19世纪中期以后，罗宾森(J. Robinson)和史蒂文特(F. Stewart)研究了集合理论与博弈之间的关联,亨金(L. A. Henkin)结合博弈的基本思想对无穷语言的意义进行了阐释。这些研究工作都为博弈论语义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动力。
事实上，对博弈和逻辑的关联特性进行研究的真正先驱者是皮尔斯(C. S. Peirce)?从理论特征来看,逻辑与博弈之间的关联性不仅体现在可以对逻辑概念进行博弈解释,而且表现在采用逻辑方法对博弈现象进行分析的研究策略中?伯奇(R. W. Burch)曾经刻画了皮尔斯的这种虚拟存在者之间的博弈活动:Grapheus作为完整宇宙体的创造者能够决定原子命题的真值;而Graphist则作为完整宇宙体中的一个个体试图依据句法形式对Grapheus的特征进行描述。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就描述图表的真实性展开论辩。①因此，就皮尔斯对“图式逻辑”系统进行刻画的目标而言，我们认为，他在一阶逻辑及其存在量词理论中针对两个虚拟存在者所展开的博弈论证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上述对话关联的典型特征表现为语义博弈中各个环节的相互制约性，而命题的真值则表现为博弈获胜方反驳的有效性，这种关联性特征使得逻辑命题意义的表述能够更为清晰。根据现代逻辑符号理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博弈者
和
，其中双方在集合Ω中进行要素选择，并在选择过程中建立起a0,a1,a2……的顺序,一个函项τ采取了对于和 而言的a立场,如果τ(a)= ,就表明博弈活动处于a的博弈回合中,博弈者 接着作出下一个选择,由此规则就可以界定W和W 的集合?②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皮尔斯的思想类似于博弈论语义学的量词解释，这种解释意味着句子真值的充要条件在于博弈参与者能够具有取胜的策略。
我们认为，皮尔斯借助于认识论的概念把习惯性机制作为指导行动的策略规则，这种思路有其合理性。一般而言，意义体现在符号与阐释者的关联活动中，由于在行动当中的操作和计算具有一种认识论层面的博弈策略功能，所以博弈活动才能够赋予系统的结构意义。实际上，皮尔斯的习惯概念就类似于当代博弈论语义学中的策略概念，这一概念能够使得非确定性所指概念获得更加明确而清晰的意义。
20世纪后期以来，博弈论语义学逐渐在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元理论研究中展示出其独有的功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洛伦岑(P. Lorenzen)和洛伦兹(K. Lorenz)等人在直觉逻辑中对博弈论对话语义思想的应用和为数理逻辑引入博弈语义分析模型的尝试,以及布拉斯(A. R. Blass)等人对于博弈论语义学和线性逻辑之间关联性特征的深入拓展。①目前，博弈论语义学已经在计算机语言的模型建构和线性逻辑难题的求解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应用价值。
２．经典博弈论语义学建构的基础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论和现代博弈论思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欣迪卡始创的博弈论语义学被公认为现代语义博弈论的经典思想。它以虚拟博弈者的存在及其互动关系作为分析对象，以规则性集合的策略选择对博弈活动的刻画作为展开过程，以胜负作为取信的结果，其主要工作就是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改造、利用，以及对博弈论思维的引入和借鉴。
首先，博弈论语义学理论批判的对象和思想来源是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及其语言游戏思想。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相对应，博弈论语义学明确否定了把规则与句法分析相等同的简单做法，强调意义的实现就存在于规则制约的语用活动中，从而摒弃了狭隘的语义对应论和逻辑还原论思想。语言博弈活动特别强调语用规则和具体语境，并且立足于博弈活动参加者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由于规则本身就存在于语用的实践活动中，因此，起决定作用的是语用而非语形。在命题的真值判断上，博弈论语义学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语用活动的规则语言思想，由此使得逻辑真假判断的标准与命题意义的确定相关联。因此，我们认为，欣迪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的任务明确为“我自己”(Myself)和“自然”(Nature)在规定界域内寻找个例来证实或者证伪命题的逻辑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欣迪卡指出，“前者试图最终得出一个为真的原子句，后者则相反”，②“如果最终的句子为真，则‘我自己’获胜，‘自然’失败，如果最终的句子为假，则结果正好相反”，③其中命题与世界的逻辑关联中介就是博弈活动。可见，博弈论语义学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思想在理论分析的基本模式和语义分析的倾向性等方面都具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关联。
其次，始于20世纪前期并在20世纪得到发展的博弈理论推动了博弈论语义学的形成?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策墨洛(Zermelo)和波雷尔(Borel)在集合理论的研究中所提出的博弈论基本构想,④40年代冯·诺伊曼(V.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 Morgenstern)对博弈论结构的系统化和形式化?①在博弈理论的应用研究方面,纳什(J. F. Nash)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存在着博弈均衡点,②奥曼(R. J. Aumann）首次定义了在协作型博弈中的相关均衡概念，并提出了重复博弈的连续交互模型。③可以说，博弈理论的自身完善与发展推进了博弈论语义学的形成，也为博弈语义分析方法的多学科应用与扩展提供了基本保证。
３．博弈论语义学形成与应用的理论必然性。首先，自然语言语义学研究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是博弈论语义学理论建构的起点。自然语言语义学试图在认识论层面上建立一种关于世界的图式结构，其实质是强调真理作为语言与世界图式的一致性，并将其图式看作是以命题为基础的实在模型。尽管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对于后来的规范语义学和知识表征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只有对应于对象的游戏才能在逻辑哲学论中得到解释，因此其后期哲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然语言的复杂性问题。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已经蕴含了语言的具体活动方式，并且将意义划入了语用的范畴。由于早期计算语义学和句法语义学等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对语词的内在活动类型进行深入探讨，20世纪规范语义学的发展从理论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完善的语义表征必须能够反映不同类型的文化和社会语境特征以及各种不同层次的科学语言类型。因此，有必要澄清语词存在的活动类型。
其次，博弈论语义学为规范语言语义学和自然语言语义学建立了两者之间可供沟通的桥梁和渠道。从方法论特征来看，博弈论语义学相对于规范语言语义学和自然语言语义学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理论优势。规范语言语义学强调形式系统的建构和逻辑分析的功能，如塔尔斯基将语义学限定于规范语言和模型结构之间的关系，蒙塔古认为只有规范语言才能赋予真理意义。因此，规范语言语义学实际上提出了语义和语形关联结构的处理问题。与之相反，自然语言语义学则强调语境解释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它蕴含着语用分析和语义分析的关联，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就关注于语言存在的生活形态和赋予世界意义的人类活动。就理论特征而言，我们可以在一种开放系统中将语言博弈形式化，从而体现出语义和语用的内在融合特征。由于规范语言语义学具有意义表征和理论解释的要求，在方法论上它力图从整体性和意向性进行扩张；而自然语言语义学试图进一步在语境实在的基础上实现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博弈的意义理解过程对逻辑结构的表征和语用分析的整体背景提出了双重要求，例如欣迪卡将可观察事实的分析纳入表层模型理论的处理方式就已经体现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某种融合。具体来看，语言博弈通过欣迪卡所谓的“算子结构”可以建立起与事实的关联，在这一点上，欣迪卡指出“表层模型具有有限性……表层模型作为世界的集合，是对于世界的模拟与近似……这种表层模型可以表征对话中的个体和关系”。①我们认为，这种语言博弈的隐喻分析对命题理解和真值判断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博弈论语义学要求在规范语义学中进行范式转换，并将逻辑的表征在对话和博弈中加以扩展的根本原因。
20世纪以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发展如日中天，而博弈论语义学对于实现规范语言语义学和自然语言语义学的内在融合以及建构语义学分析的可靠平台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语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持。博弈论语义学在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中，广泛融入了现代科学分析的理性思维，并与当代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对意义与真理、意义与心理以及意义与表征系统关系的反思紧密相关，因而呈现出多样的发展形态。随着博弈论语义分析方法与语言表征的动态解释和整体性原则的更深入结合，它在语义学研究中的地位将更加凸显。
二、可能世界、进化论思想与语义分析方法的创新
语义分析方法具有自我完善和理论建构的特征，而博弈论语义学作为一种语义分析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在其演变过程中也不断对其理论本身进行修正和补充，它所具有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基本背景和进化博弈的策略性选择为语义分析方法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１．博弈论语义学引入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意义整体论，摒弃了逻辑万能论和意义决定论，使逻辑认识论的研究域面得以扩展。事实上，无论是在欣迪卡初创的经典博弈论语义学，抑或是在其他博弈论语义学中，都蕴含着可能世界的思想。博弈论语义学研究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才能在多重的界域之中去把握世界中单个个体因素的信息。就博弈者把握的信息而言，它并不能成为所有可能世界的全集，而这种在确定选择域中进行寻找的思路与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模态分析方法具有很大关联。因此，正如欣迪卡所说：“博弈论语义学的范畴可以借助于可能世界语义学，从认识论和模态概念方面进行扩展。”②由于在规定界域之中的个体与可能世界之中的对象所具有的映射和对应关系，才使得通过博弈规则规范化处理的句子，即原子句实现与具体世界的关联，从而体现出真假的赋值。
这充分地说明了，在语言分析过程中，博弈论语义学能够深入到知识和理论概念构造的微观活动中，全面把握理论的整体结构。同时，博弈论语义学与博弈过程中的信息网络结构也具有密切关系，只有在博弈者信息集的基础上，博弈的认识论结构和语义结构才能够得以统一。对作为博弈重要基础的信息集而言，博弈者在语义分析中能够根据自身背景形成必要的选择空间，而这里的背景就隐含着“意向语境”的存在，正是这种意向语境决定了模态逻辑结构在对象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博弈论语义学对可能世界模型系统进行引入分析的原因，一方面与逻辑概念对必然和偶然等模态分析思维的内在需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博弈论语义学和可能世界语义学在结构特征和方法论趋向上存在着诸多交集具有很大关联。事实上，早在皮尔斯以博弈论思想作为分析工具的存在图系统理论中，就已经包含着对量化模态逻辑进行可能世界语义学研究的初步探讨。与可能世界理论的思路类似，博弈论语义学也使用了模型集的方式对可能性特征进行刻画。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作为一种逻辑的可能性，能够使其中的量词和命题联结词的真值条件对模型集合进行充分表征。其中的具体事件可以表征为世界状态之中的独立子集，当博弈者在身处现实状态的时候，对可能世界的状态就处于非完全信息状态。因此，对博弈者可能的信息状态Ｗ而言，其个体的信息知识并非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具有亚集合(W1, W2, W3 ……)内部的关联性，亦即在特定的信息集合Ｗ中的任何认识论选择，都具有逻辑的可能性。
在存在与事实对应关系的问题上，博弈论语义学要求对存在概念的类型能够在语义层面上作出解释，并且能通过具体的语用语境确定命题的意义，亦即采用适当的博弈规则以完善与指称要素相对应的命题内容，而这一点正体现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过程中。我们认为，这种通过采用可能世界的模态方法对存在概念进行扩展的基本思路是合理的。因为，通常情况下，规定的定义域中既包含实指对象也包含非实指对象，我们可以把自然语言的指称对象区分为可能存在的对象和现实存在的对象，这样，博弈论语义学中可能状态的语义分析便具有了实在性的特征，它不仅使得逻辑结构和语义空间具有了系统性，而且进一步展示了博弈的逻辑结构对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性特征。
２．博弈论语义学吸纳了进化思想，将语义分析导向了文化和历史语境研究的广阔领域，为意义理解开辟了新的维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基于对经典博弈论语义学的全面反思和对进化论思想的重新阐释，人们逐渐意识到在自然语言的演变和规范语言的逻辑化过程中，有必要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博弈论语义学结合起来，分析结构性的语言表征过程。而鲁宾斯坦(A. Rubinstein)将进化论思维与语义博弈进行结合分析的思路正体现了进化博弈论语义学的研究旨趣。为此，鲁宾斯坦指出，“（博弈的）进化动力能够解释自然语言中语词的产生”，①我们认为，正是通过进化过程中具有语言博弈性质的复杂机制和内部作用，语言的稳定性意义才能够得以形成，也就是说，在这种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语言和人的思维结构的线性优化特征。可见，以语言的动态化和结构化分析为特征的进化博弈论语义学有助于理解语言和人的思维结构中的最优二元线性关系。
此外，进化博弈论语义学在理论生物学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解释功能，例如，在自然选择的进化模型理论中，生物体之间的作用关系可以被看作是博弈交往活动，每个个体之间的交往存在损益，结果取决于其他行动者的活动。从理论生物学这种进化损益的角度来看，其表征就是种群的规模或者繁衍的数量。又如，西蒙(H. A. Simon)对于博弈理论中博弈者群体作用的动力因素颇具建树。他采用进化的博弈理论来模拟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自然选择，不再将语言及其意义看作是一种确定的现实存在，而把它当成一种处于不断进化过程中的存在。②
语义博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语用过程，群体交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意味着语义能够在语用规则系统和具有多重信息的语境中发生各种变化。从理论特征的比较来看，传统博弈论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是将个体的博弈者看作是具有完全理性和充分信息条件的主体，而进化博弈论语义学则依据对个体感知能力的有限性和语言表述先天缺陷性的认识否定了博弈个体完全理性的假设。例如，纳什的“群体性行为解释”就强调博弈者在语言的交往和演化过程中通过策略结果的信息扩展就可以达到纳什均衡。③
实际上，纳什的群体性解释正是迎合了日常语言面向交流和生活的本质，将言语的意义定位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之中，源自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的历史条件和经验知识，促使主体自觉地对应对世界状态的策略作出调整。同时，在语言交往的反复博弈中，既存在着博弈策略选择的随机性，同时也在群体的长期活动中呈现出博弈的规律性。出于对这种规律性特征的把握，我们很自然地可以为策略选择引入概率分布的解决方式，而这也是进化博弈论语义学的优化选择，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群体交流中博弈者的平均收益状态来表征博弈收益的概率函数。
在对进化博弈论语义学方法进一步研究中，有必要对其核心概念即进化稳定策略（ESS）展开分析。从进化稳定策略的概念本质和目标来看，它试图改变博弈者完全理性的博弈假设，并对意义的表征情态进行更加精准的理解。在这方面，斯密斯(J. M. Smith)和普瑞斯(G. R. Price)将进化稳定策略与语义博弈理论的展开过程进行结合分析的理论路径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来看,进化稳定策略的逻辑陈述可概括为：(1)存在策略x；(2)存在y≠x的策略集；(3)对于y≠x的策略集具有
=(y)∈(0,1)的约束；(4)z=(1ε)x+εy；(5)(0<ε≤，且u(x,z)>u(y,z)?在公式中，y为策略变换，εy为与y相关的恒值,而(1ε)x+εy指进化稳定策略与变换策略组的共同作用。①这种进化稳定策略肯定了博弈选择过程的动态均衡性，并且将这种均衡的状态作为理性主体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寻求最佳选择策略的结果。为此，斯密斯和普瑞斯也认为，“进化稳定策略基于博弈理论……大多数群体成员接受了这种策略，并且在其中任何突变（Mutant)策略都不能增益于繁衍适度”。②这种过程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淘汰和胜出，排斥了博弈者完全理性的最初假设。在系统论研究视野中，博弈者的策略选择是在其心理和认知基础上对系统中其他博弈者的策略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并且希望在交互的关系模式中作出最佳的策略判断。因此，我们可以将人群共同体当中的博弈看作是一种动态策略选择的模型结构，而这种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在研究群体活动的意义时，能够使我们对意义的表征和语词意义的内涵进行更加准确的把握。可见，语义的这种进化特征通过复杂性策略的实施，能够促使语言名称的确定性内涵转为由文化历史背景中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博弈活动来确定。
总之，博弈论语义学对可能世界理论和进化论思想的引入，既说明了博弈论语义学理论所具有的兼容性特征，这使它能够在方法论层面上实现与其他相关科学理论的互通和借鉴；也反映出２０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待语义学研究的开放性态度。正是从以上两个层面来说，博弈论语义学方法论的创新意义得到了充分展现。
三、博弈论语义学的逻辑特征与认知模型
不同类型的博弈论语义学类型都具有规范性，是一种立足于博弈理论而对真值和有效性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形式语义，它强调理性的博弈者之间策略性的交往活动和个体选择的无偏向性，以主体间的互动博弈及策略选择作为核心概念，凸显了理解主体和意向思维的存在地位。可以说，博弈论语义学的这种认知模型及其逻辑特征使其超越了传统规范语义学的语形系统，力图实现一种规范表征系统的内部扩张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命题动态逻辑的内涵和结构。
１．传统逻辑的局限性以及博弈论语义学对其内涵的丰富与扩展。通过将博弈论语义学与弗雷格式的逻辑系统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博弈论语义学从理论上否定了一阶逻辑作为符号绝对标准的狭隘思维，批判了采用形式化手段进行语义解释的生成语法理论，扩展了逻辑形式建构的方法论视角。对此，欣迪卡也认为“（这种博弈的语义分析路径）相比较于传统一阶逻辑而言，具有哲学的、语言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论优势”。①在分析哲学的历史传统中，弗雷格对实施严格定义极限概念的数学语言（epsilon-delta)方法中量词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而早期的皮尔斯博弈理论也主要涉及符号学，在理论内核上并没有与逻辑真正结合起来。事实上，在逻辑学层面上博弈理论被引入语义分析的原因在于传统的过程性真值定义在命题证明过程中出现了某种失效，而博弈论语义学则深化和扩展了一阶逻辑，并且对一阶逻辑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在这里，我们如果反观塔尔斯基所谓真理的不可能性公理定义中存在的说谎者困境，就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塔尔斯基过于强调命题的强规范性而忽视了量词之间多重信息的选择和主体的心理态度因素。语义分析的意义在于对科学命题和科学理论的语义图景进行合理解释，而博弈论语义学则通过语义相对性概念的树立和一阶逻辑内涵的拓展使这种解释效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从量词与联结词的关联特性来看，在传统的一阶逻辑中，这一特性没有得到合理的表征，而博弈论语义学则将博弈者在博弈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规则作为一种类似逻辑联结词的存在。我们知道，斯科伦涵项的证明是量词逻辑中的重要内容，而这种竞争性的策略规则能够通过高阶形态的规范表征为斯科伦函项的存在提供证明。在这一问题上，欣迪卡指出“斯科伦涵项的使用能够借助于博弈论语义学得到阐释，并且这种博弈论语义学可以作为斯科伦涵项概念的系统化和抽象化体现”。②事实上，就存在的信息状态而言，我们可以把传统一阶逻辑中“我自己”和“自然”的命题博弈看作是一种完全信息的博弈，而在博弈论语义学中，博弈者的策略选择则表现为一种非完全信息的选择。以表达公式而论，两者的区别在于博弈论语义学具有非依赖性信息的一阶量词
x/
x和命题联结词(v/x),从而使得博弈者能够信息独立地对公式进行证明。因此，博弈论语义学不仅没有否定演绎逻辑的表达效力，其语义的不完整性反而更加凸显出了语境分析中演绎逻辑的重要性。其意义在于它不仅为量词理解赋予了博弈理论的解释，并且有效地实现了一阶逻辑和二阶逻辑的贯通，从而极大地拓展了量词逻辑的发展空间，使得我们对数学理论的分析可以由语义博弈中逻辑的公式合法性来表征。就此而论，博弈论语义学为认知逻辑和数理逻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２．博弈论语义学凸显了对于真值判断结构性和系统性的诠释。就语义学与真值理论分析的关系而言，语义构成了句子真值理解的基础和分析的有效手段，而博弈论语义学与塔尔斯基语义学在语义理解和真值定义方面具有很大不同。在语义类型及效力方面，塔尔斯基语义学只是一种严格语义学类型，在自然语言语义学的应用中其有效性受到很大制约。博弈论语义学试图为真值理解开辟新的分析路径。欣迪卡认为，“（博弈论语义学）将真值概念从原子句型中进行扩展……在博弈中其中一方试图得出正确的原子句型，另一方则相反”。①真理概念是语义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而博弈论语义学的分析模型为揭示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条件提供了有效工具。这种模型集合的建构与语言博弈活动之间具有类似性，亦即，只有在语言博弈过程中才能把被解释的语言和相关联的世界联系起来。
通过真值判断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博弈论语义学与斯科伦函项和赫尔伯特(Herbert)的数学理论有关，因为，逻辑上句子的真假是以证实性的策略来表征的，而语义博弈就类似于科学实验的证明，其中不同类型的获胜策略可以反映出命题系统的不同特征。鲁宾斯坦也主张研究“命题程序的类博弈结构……确定真值寻找的经验现象”，②而“有效的结论意味着在某个断言中博弈者总是具有获胜的策略……博弈相关于逻辑效度”。③换言之，在这里命题公式的有效性意味着在博弈函数G(s)中无论由博弈者做出任何选择，其结果都能够获胜。因此，语义博弈实际上就是一种证实或者证伪博弈中语义赋值的过程。正是由于命题与世界之间的意义关联表现为表达者和解释者在博弈活动中二值选择的结果，才使得语言的语义结构与最优化选择的法则密切关联。
在量词短语的结构性分析方面，博弈论语义学对量化句的真值条件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策略的有效性与真值的定义具有等同关系，通过真值判断和分析，我们可以对策略的有效和无效做出区分，由此形成语义结构中语义真值的公式集，即欣迪卡所说的“量化句子的真值定义就表示为相关博弈活动中的获胜策略的存在”。④从形式表征来看，博弈进行的过程可以表示为G(S:M)，其中M为博弈者“我自己”或“自然”，S为语句，语句S的真值在博弈论语义学中可以解释为：G(S)中博弈者一方恒态地具有获胜的策略,而与博弈另一方的策略选择完全无关,表示为M=GTSS+,这意味着句子S在GTS的解释中为真?博弈论语义学正是由于对真理的定义策略在本质上采取了博弈理论的概念,因此才能够系统化地对于数学中的epsilon-delta极限问题做出处理。塔尔斯基曾认为真值的基本条件在于保证规范语理论中的句子为真，这种条件性要求考虑了从句法到集合理论的概念。①然而，在博弈论语义学对于真值解释的视野中，塔尔斯基的这种方法类似于采用了非决定性的策略，由此使得语义为真的公式集能够具备合理的证明程序。因此，相对于塔尔斯基的语义方法而言，博弈论语义学的这种将真值定义与非决定性策略进行关联分析的思路很有价值。
３．博弈论语义学随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越来越强调主体认知过程中理性博弈者的知识逻辑性和逻辑结果的非确定性，并且把主体对语境因素的把握和意向性的选择活动纳入到了逻辑结果的推断过程当中。作为一种有效的解释性工具，理性思维和逻辑知识是重要基础，而博弈论语义学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纯粹数理逻辑中策略概念的狭隘性，赋予了意义理解全新的解读方式。语言博弈能够对人类的认知活动进行合理模拟，而身在其中的博弈者的演绎推理也能够提供博弈者理性知识的来源，这与命题演算的形式化展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从规范性的博弈过程来看，博弈者具有自身固有的信息集，而博弈者在信息集中的选择对应于博弈的逻辑结局，为此博弈者只有在各自的理解模式中尽力掌握更多的语境信息并具备更强的解读能力，才能使双方取得良好的交往成效。
我们认为，博弈者策略性的选择行为内在地蕴含着“形成主体态度个体的、心理的、规范的和社会的背景，从而体现为不同心理意向的趋向性”。②也就是说，语言博弈活动中的策略性选择奠基于博弈主体的语言行为理解中，这种语义理解活动不仅关注于主体策略选择的认知态度，而且在整体论的视野中将不同主体间意向性的命题理解扩展到语言使用的界域中，将其作为一种涉及文化社会因素的语境之中的语言现象，从而为命题意义的理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站在理性人的立场上，博弈者应该在博弈活动中出于效益的考量而改进自己的策略，并通过竞争或者合作的策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正是博弈论语义学结构性特征的体现。因此，正是在理性博弈的效益目标层面上，博弈者策略性的选择才不仅取决于自身掌握的认知信息，同时也必须依赖于对他人认知信息的掌握和判断。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种信息博弈看作是博弈两者之间互为假想敌的对抗形式，在其中双方需要依据自己的认知能力和信息资料形成最优化的选择策略。这一点与历史上冯·诺伊曼的数学博弈理论中关于“最大解”的二人零和博弈具有很大关联。也就是说在线性逻辑演算中，只要博弈双方以概率分布的形式遵循最优策略中的具体步骤，就能够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为此，我们应该重视这种典型的博弈过程性特征，正是由于与量词相关的语义博弈就存在于“寻找”和“找到”的活动中，博弈者互动性的判断与认知对于博弈最终结果的确定才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概言之，20世纪以来的现代逻辑学理论为语义分析方法的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博弈论语义学超越了严格逻辑语义分析的狭隘性，从情境表征和态度选择以及动态性和认知特征等方面为传统逻辑语义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符合当代科学逻辑的发展趋向。
四、语言的博弈分析及其语境关联
在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解释上，传统逻辑语义学由于过分强调概念分析基础上的抽象模型结构，与现实的语用实践存在着较大差异。实际上，在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联中，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使得人们获取了关于世界的知识，其操作和使用的方式决定了人们知识的构造。因此，博弈论语义学的运行思路典型地体现了人们力图寻求意义理解基础的心理期望，其最终归宿就是将意义的分析置于语用语境的背景之中进行考察。
１．博弈论语义学为语言意义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如前所述，博弈论语义学将其策略确立为对量词短语及其存在的语言博弈活动进行关联分析，以便对量词使用的逻辑条件进行合理解释。欣迪卡认为“量词在本质上存在于寻找且找到的语言博弈活动中”，①进而由这种寻找且找到的活动对量词使用的逻辑条件进行合理解释。在博弈活动的进行过程中，博弈者策略选择表现为将“自我”选择替换存在量词的约束变元而形成的量词顺序。应该指出，这种具有过程性内涵的量词顺序非常重要，在其中存在量词的表征就是“自我”的策略选择，而全称量词的表征就是“自然”的策略选择。因此，从博弈双方活动的内在结构来说，“自我”与“自然”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制约关系。
我们认为，这里所涉及的“自我”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隐喻含义，它意味着内在的自我本身和外在的自然或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活动，自我要在与世界的博弈中获胜，就必须掌握世界的潜在规律和更多信息，以便做出更合理的行为选择。从自然或者世界与自我的关系来看，自然或者世界本身具有一种潜在的惰性，其意义的“产出”依赖于主体的能力和自然的关系。与此相关，在科学理论的分析和命题研究中，博弈双方的活动也内在地契合零和博弈的规则，其中存在命题能够表示为可证实性，而全称命题则能够表示为被证伪性，这样，通过有效的博弈过程和策略选择为命题的经验证明奠定基础。
语言意义的本质是通过博弈参与者之间的语言博弈得到表征，同时语言博弈也可以对理论论证的结构进行解释。应当指出的是，语言博弈与直觉逻辑相互关联，其内在的基本结构与科学理论和逻辑命题的系统表征紧密相关，它可以通过博弈的证明程序最终实现语言博弈的目标。从语言博弈的总体程序来看，论题的博弈过程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特征，而最后的获胜就以其中一方论辩的中止作为结果，并且在排中律的基础上判定胜负和确定博弈的结局。这种排中律的有效性可以表示如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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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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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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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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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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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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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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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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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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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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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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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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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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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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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和P为博弈者,(0,1,2,3)为不断地反驳和对抗，p的反复对抗对于这种结构中排中律法则的有效性是有效的?就逻辑命题而言，这种对抗性的二人零和博弈基础就是语言活动展开的结构过程和证明程序，语言博弈过程中的博弈者个体认知可以转换，而语言活动的证明程序则能够以一种具体的约束性规定保证博弈的语言论证合理运行。
就语言的内涵而言，我们应当明确逻辑程序及语法规则中符号系统建构的重要性，因为其内在特征就表现为这种确定性结构的规范性。在此，也可以基于语言博弈而实现对理论命题的解释，进而通过程序性的论证而展开命题的证明，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语言活动的博弈结构在科学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功能。此外，与存在量词相关的命题的论证规则表明语言活动的博弈结构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真值判断的条件。因此，相对于命题演算而言，语言博弈在表征结构上是一种逻辑演算的模拟，其论证过程与经验事实无关，这与命题演算要求进行逻辑经验的证明过程具有很大差异。
２．在博弈论语义学的展开过程中，规范的博弈规则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对语义规则的本质和特征进行合理定位，是语义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维特根斯坦对与意义相关联的语用规则非常重视，他充分肯定了语言的运用需要遵守特定的规则，也就是说，理解意义就是理解它们在各种语用活动中的用法规则。同样，语义博弈规则也构成了博弈论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逻辑上来看，它类似于真值联结词，能够有效确立逻辑常项的意义，而逻辑常项和量词联结词正是在规则约束下才能够在博弈的语义过程中得到表征。在方法论层面上，博弈论语义学的博弈展开规则与操作主义也有很大不同，操作主义简单地将科学概念的意义理解与实验操作结合起来，而博弈论语义学则认为在命题集合中对于模型集合既可以采用多维方法加以建构，同时也可以寻找到适当的个体来证实命题，因此萨瑞尼认为，“博弈规则本身就具有语境依赖性”，①在博弈的有限步骤和程序中，“博弈规则对语言中的可能句型进行化归，确定博弈的可能性展开程序……最终得出的就是一个比规则应用之前的句型更为简单的句型”。②在解释性的语言处理过程中，可以通过与世界的关联对原子句的真假进行判断。从理论方法的比较来看，命题的博弈活动所受制约的博弈规则类似于科学命题的规范结构，萨瑞尼认为，“博弈规则规定了在博弈过程中，后一阶段的博弈公式总是要比前一阶段的博弈公式更为精练”，③它在语言博弈活动中表示为取胜的策略选择，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赋予命题陈述的可能性。于是，语言博弈作为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活动与语言和实在密切关联。
从表征类型来看，博弈论语义学建立在结构性的规则基础上，这种博弈规则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种类，由此决定了不同逻辑类型的差异。以M.汉德(M. Hand)在其博弈证明程序中的(G.&)和(G.V)展开规则为例,如果在博弈中某个回合处于S1V S2的形式的句子时,博弈者F选择了Si(i=1,2),博弈的回合紧随Si之后;如果在博弈中某个回合处于S1 V S2的形式的句子时,博弈者T选择了Si(i=1,2),博弈的回合紧随Si之后。④上述这种博弈规则充分说明了，博弈活动的结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确定博弈者的选择界域，由此形成博弈者活动的规范性。这样，语言活动的规则与逻辑规范形式，规范逻辑与交往博弈中的语言实践才能够建立紧密的关联。
３．动态的、语用的和语境基础上的语义学研究方法与博弈论语义学的语义分析路径具有内在关联。在语境论的视阈中，博弈论语义学强调具体语境中主体之间有意识的理性交往活动，而博弈者之间的对抗或协作是其选择必要而恰当的策略的动力因素。事实上，早在格赖斯(P. Grice)的语义学理论中就已经存在着理性博弈思想的萌芽,斯塔纳科(R. Stalnaker)认为，“格赖斯的思想中内在地蕴含着博弈的理性思维，在其说话者意义的讨论中知识和信念类型的博弈思想特别突出，在其交往含义的表述中策略理性也具有重要地位”。⑤这就意味着，在意义理解的过程中，交流和语用等范畴具有重要作用，而语言的意义并非永恒确定，“博弈者之间的交往活动会影响博弈的结果，交往本身也是一种博弈”。①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表现为建立在理性策略选择基础上语言的明晰性和确定性。为此，应加强语言内在结构的分析和对于意义的理解。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在语言交往活动的现实语境中，参与语言交往和博弈的个体进行有意识的策略选择，旨在取得效益的最优化。对于博弈的系统结构而言，这种博弈者为了实现自身效益的最优化而在策略界域中做出的相应选择，其结果就表现为支付结构(pay-off structure),这成为了博弈论语义学理论解释的重要特征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博弈论语义学的意义分析过程与展开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后期动态语义学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关联。20世纪后期的动态语义学包括话语表征理论、动态谓词逻辑和量化动态逻辑等。随着语义学的研究由语义的绝对确定性向相对非确定性的转变，博弈论语义学的这种对于博弈效用性的突出实际上是将意义的理解确立在动态的语用基础上，这不仅与“弗雷格—卡尔纳普”的传统语义学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逐渐将语义研究从独立的词语分析转变为整体语境的研究，由此这种动态的整体语境基础便使得语言的指称能够获得更加清晰的意义。
通过对20世纪语义学发展所展现出的丰富的理论视域和不同语义分析方法的梳理、厘定，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研究领域的语义学家在新的世界观引导下，将各自的语义学研究方法从横向上不断扩展，从纵向上不断延伸，不仅力图实现形式化的符号表征与非形式化的符号表达之间的融合，而且逐步有意识地将语义分析的基础锚定在贯通科学和人文、统一科学知识和哲学理性的语境思维基础上。博弈论语义学自身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理论方法和研究策略，这正是它能够应用于不同科学理论的分析和解释的生命力所在。从博弈论语义学所采取的技术方法和手段来看，语境信息的背景和判断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语义博弈作为研究语言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工具，也恰恰契合了语境系统中关联网络的复杂性和非对称性特征。同时，博弈论语义学作为语义分析方法中的一种独特研究视角和理论，它的发展和创新在当代语义学的整体推进中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理论交叉特性，与这种特性紧密相关的具有最大包容性的语境论思想为博弈论语义学理论建构的趋向提供了引导和基础，而博弈论语义学也只有在语境论的背景中才能使其方法论的完善具备坚实的支撑，从而在未来的语义学发展道路上开创更加广阔的空间。
〔责任编辑：魏长宝 莫 斌 责任编审：柯锦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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