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恩格斯反哲学的立场看“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
王金福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13年2期
【作者简介】王金福(1942- )，男，江苏省无锡市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006）。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经历了“哲学时期”和“反哲学”时期。在“哲学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哲学，应用哲学来解决“部门”的问题，把哲学原则看作是研究的出发点，把具体理论看作是应用哲学的结果。从1845年起，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否定哲学，“离开哲学基地”，宣布了哲学的死亡与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哲学的实质，是反对把哲学看作是最高智慧和智慧的总汇，反对从任何原则出发研究问题，主张从实践出发进行实证科学的研究。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哲学”这个旧术语得到了恢复，并赋予“世界观理论”的意义。在此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有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哲学并不矛盾。但应当同时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哲学”与“世界观”不是同一而是对立的概念。忽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概念和反哲学的立场，就可能在恢复“哲学”这个旧术语的时候让旧的哲学死灰复燃。只要把哲学看作是可以应用来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最高智慧，这样的哲学就总是旧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如果意味着应用哲学原理来解决“部门”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有过而后来加以否定的哲学。被马克思、恩格斯驱逐了的“部门哲学”、“应用哲学”重返理论舞台，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退步，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
【关 键 词】哲学/哲学的应用/应用哲学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曾经充当改革开放先导的哲学，也进入了自身改革的时代——除了对哲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功能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外，也出现了一种现象、一个热潮，就是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哲学，如“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货币哲学”、“文化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管理哲学”、“发展哲学”、“医学哲学”、“体育哲学”、“数学哲学”、“生命哲学”、“教育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环境哲学”、“生态哲学”、“城市哲学”等等，甚至到了有一门学科或有一个研究领域就可以建立一门哲学的地步。人们把这些新兴的哲学叫“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人们或写文章，或出版著作，或开设课程，或建立研究生专业点及培养方向，展开“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研究与传播。随着“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一方面，原来搞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人纷纷转向“部门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很多人选择“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研究方向，撰写“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论文；再一方面，一些原本不是从事哲学专业而是从事其他专业研究的人员，也打起“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旗号，以标志自己的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上“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其中一些人也以“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研究者的身份而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点上获得导师的席位，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按理说，“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是相对于“哲学原理”而言的哲学，是哲学原理在部门学科上的应用，是用哲学原理去解决各个部门遇到的认识问题、实践问题。例如，应用哲学原理去解决政治学或政治实践的问题的就是政治哲学，去解决经济学或经济实践的问题的就是经济哲学，去解决管理学或管理实践的问题的就是管理哲学，去解决发展理论或发展实践的问题的就是发展哲学，等等。但从实际的研究状况而言，多数“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研究，不过是部门学科的内容加上几个抽象的哲学原则或哲学术语，甚至只加上“哲学”的名称或加上“哲学视野”的副标题，而很少提出和讨论世界观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本文在此不想去探讨各种不同哲学观的优劣对错，只想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一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否定哲学的视野。既然我们都表示同意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看问题，我们就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视野。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哲学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反对哲学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接受教育的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接受两千多年来西方传统的哲学观，把哲学看作是可以应用来解决对现实世界各方面的认识的最高智慧和智慧的总汇。这种从哲学原则出发解释现实世界的传统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曾形象地称作是“从天上降到地上”①的思维方法。“天”指的是理论原则，“地”指的是现实生活，“从天上降到地上”就是从理论原则出发来解释现实生活。我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一时期(1845年以前的时期，“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时期)称作“哲学时期”。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哲学时期”，对于了解他们后来的反哲学立场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使我们更容易看清，今天出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做法，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所具有而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加以抛弃了的做法。
根据应用的哲学不同，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哲学时期”经历三个阶段：“理想主义”、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派”。恩格斯经历了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派”阶段。
大学初期的马克思，曾依据康德、费希特的哲学，形成了一种他称之为“理想主义”的哲学，并应用这种哲学去解决“法”的问题，搞了一个法哲学体系。这一著作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是从他写给父亲的信中知道他思想发展中的这个阶段的。1837年下半年，马克思已经转向黑格尔主义。他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寻求思想。”②马克思还告诉父亲，他应用理想主义搞了一个法哲学体系，写了厚厚的一大本，结果是失败了，“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③。
1837年初夏，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的影响下转向了黑格尔。马克思放弃了“理想主义”的哲学原则，但并没有放弃哲学立场，他只是从康德、费希特哲学转向黑格尔哲学。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④，而黑格尔哲学就是真正的哲学，是据以解释世界的原则。
马克思这样解释文明、现实世界的本质：“它(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⑤
马克思这样解释铁路的修筑和哲学体系的建构：“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⑥
马克思这样解释国家和婚姻：“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⑦当现存的法庭(代表国家)为林木占有者的私利服务时，马克思认为，这是国家“脱离常规”，“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⑧，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国家”(即符合理念的国家)应当大声呼喊：“你(指法庭)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⑨“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⑩因为“任何国家、任何婚姻、任何友谊都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概念”(11)。
马克思这样解释自由：自由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礼物”(12)。
1843年，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转向费尔巴哈。与上一次转折一样，应用的哲学理论原则转变了，但从哲学原则出发来解释世界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马克思把哲学变革看作是现实变革的根本动力：“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13)
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看作是一种“绝对命令”(14)，把人本主义看作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15)。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来理解人和人的解放：“德国唯一的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16)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原则出发来理解人的劳动，把使人失去“类本质”的劳动称作“异化劳动”。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原则出发来理解私有制的根源，把私有制看作是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出发来理解异化的根源，认为异化根源于“人自身”的矛盾即“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矛盾。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原则出发来理解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共产主义是人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也经历过一个“哲学时期”，而且比马克思更明确地表述了从理论原则出发来理解现实生活的立场。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这一派的共产主义称之为“哲学共产主义”，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是应用哲学得出的结论。他说：“德国的哲学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过程，也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17)“德国人……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18)青年黑格尔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人，“他们不断地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结论，现在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了”(19)；“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20)；“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21)；“德国人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胜利”(22)。1844年，恩格斯转向费尔巴哈，他又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原则来思考共产主义的问题。他说：“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23)“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24)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哲学时期”，就是他们接受当时杰出的哲学家的哲学并应用哲学去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现实问题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哲学时期”被接下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时期所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反哲学的，而且否定哲学、离开哲学基地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前提。
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宣告了哲学的死亡与终结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结束了自己思想发展的“哲学时期”，开始了反哲学的“实证科学”的时期，确立了从现实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新世界观：“和它(指‘德国哲学’的‘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思维方法——引者注)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25)这是一种反哲学的立场。自此，马克思、恩格斯不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不再认为自己有哲学，不再用“哲学”这个术语来指称自己的有关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宣布了哲学的死亡与终结。
1845年，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表明了马克思的反哲学立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我们过去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往往会在“哲学家”前面加上“从前的”几个字，以表示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不在被马克思批评的哲学家之列。但是，在原文中，“哲学家们”是全称，马克思不是作为新哲学家而是作为非哲学家和“哲学家们”相对立。曾以哲学家自居的马克思第一次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哲学家，自己把自己开除出了哲学家的行列。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运动所造成的德国的“空前的变革”称之为“哲学骗局”(27)，指出：“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28)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9)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从哲学的观点”、从“哲学家”的立场来理解历史的本质、人的本质：“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上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的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不难设想，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或者是这些个人发展了人，也就是说，可以设想出某种奚落历史科学的东西。在这以后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理解为一个普遍概念的一些类别，理解为类的一些亚种，理解为人的一些发展阶段。”(30)“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31)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在否定的意义上谈到哲学和哲学家：“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指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引者注)”，“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32)他们在评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人时说：“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33)与“哲学家”们从哲学原则出发解释世界的做法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生活得出他们的理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3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谈到了他和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35)马克思的表述很值得我们细细琢磨。马克思在讲到他们从前的思想和德国的思想时，都用了“哲学”这个词，称之为“从前的哲学信仰”和“德国哲学思想体系”，而在讲到他们现在的思想时，却不再使用“哲学”一词，不讲“我们的哲学见解”而是讲“我们的见解”。这是为什么？仅仅是用语问题吗？不是。马克思的表述正表现了马克思反哲学立场的高度自觉！马克思承认他们有“从前的哲学信仰”，假如他认为有不同于“从前的哲学信仰”、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新哲学，那他一定会这样来表述：“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哲学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然而，马克思没有这样表述，因为他自觉到自己已经不再有哲学，自觉到他们的思想与德国思想体系的对立不是“新哲学”与“旧哲学”的对立，而是“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对立。
马克思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历史哲学理论”而主张实证科学的研究，他说：“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6)马克思还指出：“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7)
恩格斯在反哲学立场上与马克思是一致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和马克思合写的著作中，也表现在他自己独立完成的著作中。
《反杜林论》有这样一个结构：“第一编 哲学”，“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第三编 社会主义”。正是这一结构，成为后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理论体系的依据。然而，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这一结构是他“不能不跟着他(杜林)到处跑”(38)的产物，不能依据这一结构说马克思主义是有哲学的。在“哲学”编中，恩格斯批评了杜林的哲学，而这种批评，不是以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杜林的哲学相对立，而是以实证科学的立场与杜林的哲学立场相对立。恩格斯说：“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39)恩格斯还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在历史观和自然观中——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40)“现代唯物主义(指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唯物主义——引者注)……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41)恩格斯认为哲学“已经死去了”：“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吵大嚷地跳上舞台，并且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就是这样。”(42)
恩格斯在晚年所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说：“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43)恩格斯指出：“……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44)(黑体为本文所加)“但是这种历史观(指马克思的历史观——引者注)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45)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前后对哲学的态度完全是相反的：1845年以前，他们肯定哲学，把哲学看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肯定自己是哲学家，应用哲学基本原理去解决各“部门”的问题；1845年起，他们否定哲学，把哲学看作是“幻想”、“胡说”，是应当死亡、终结的东西。1845年以前的“哲学立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是两千多年以来的传统的立场；而1845年起的反哲学的立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应当特别注意，不能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哲学”的含义上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哲学的态度。许多人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反哲学立场的革命性意义，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总是停留在“哲学是世界观理论”这一“前理解”的视野中去看对哲学的否定。他们把反对哲学的立场理解为反对世界观理论的立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有世界观理论的，世界观理论就是哲学，他们的新世界观就是他们的新哲学，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反哲学的呢？他们进入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他们不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世界观理论”与“哲学”不是同一的而是对立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曾赞同而后来又反对的“哲学”，具有西方两千多年发展中的传统的意义：哲学既是最高智慧，又是智慧的总汇；作为最高智慧，哲学提供解释世界的总原则；应用哲学原则去解释世界的各个“部门”，就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它们和哲学基本原理一起，构成包罗万象的哲学总体系。总之，哲学是“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哲学的实质，不是简单地否定“哲学”这个术语，而是反对从原则出发进行科学研究，即反对“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科学研究是“实证科学”研究，由此产生的理论是“实证科学”而不是哲学。
三、死去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复活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告了哲学的死亡、终结；对于应当从实践出发进行实证的研究的科学来说，哲学已经没有存在余地了，哲学被从科学研究部门中驱逐出去了；但是，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哲学”这一被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的术语又被启用，而死去的哲学也借尸还魂、重新复活起来了。
先是“哲学”这一术语得到了恢复。第二国际时期，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哲学的。不过，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进步，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哲学幻想”，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缺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够坚固、完善的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是一个缺点的人中，就产生了为马克思主义“补充哲学基础”的想法，出现了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狄慈根主义等等来为马克思主义“补充哲学基础”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站出来说：不需要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什么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有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列宁继承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普遍接受的概念。
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在恢复“哲学”这个术语的时候，并没有在它的本来的意义上使用它，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新的概念。“哲学”不是最高智慧和智慧的总汇，而是世界观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有世界观理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有哲学的。由于“哲学”一词的含义不同了，因此，普列汉诺夫、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哲学的意见，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的反哲学立场并不矛盾。只要严格把“哲学”理解为世界观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但是，普列汉诺夫、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恢复“哲学”这个术语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哲学、否定哲学的事实并给予合理的说明。这一“疏忽”，既给我们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某种麻烦，同时也为旧哲学的复活提供了某种方便。
在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我们现在遇到的麻烦是：我们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有哲学；既可以说否定马克思主义有哲学是错误的，也可以说肯定马克思主义有哲学是错误的。说法的对错，要看“哲学”是什么意思；而对每一次的表述都要作很详细的说明，不然就会引起误解，这当然是很麻烦的事。
更重要的是，旧术语的恢复可能带来一种危险，就是旧范畴借旧术语的恢复而得以借尸还魂。不幸的是，这一可能成为了现实。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不仅“哲学”这一术语得到了恢复，而且旧的哲学也借这一术语的恢复而得到了复活，“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就是旧哲学复活的例子。
“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当然是有“理由”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经济建设成了中心任务。在改革开放中，人们的注意力、兴奋点向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种具体问题转移，人们要求包括哲学在内的各门科学都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哲学不能停留在空中而要“从天上降到地上”，关注现实生活，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在此背景下，各种“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应运而生。而人们却不知道，当他们把哲学看作是可以应用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科学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把哲学看作是高于其他科学的科学，看作是可以应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最高智慧，死去的哲学也就在“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繁荣的掩盖下悄悄地复活了。
哲学复活的理由可说是冠冕堂皇，但又似是而非。理论必须关注现实，必须联系实际，必须为现实生活服务，用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些都是正确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但问题是，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叫理论为现实生活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什么问题？对这些问题必须具体地加以考察，不具体地回答这些问题，所谓“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理论必须为现实生活服务”等等的说法不仅是空泛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必须从实际生活得出理论，理论必须符合实际生活；第二，用实际生活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修正、发展自己的理论；第三，为现实生活服务，应用理论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关注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用当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成果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自己的理论，并为现实生活服务。
然而，科学理论是分部门的，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因而也有自己理论的应用范围。没有一门科学可以包罗所有的研究对象，也没有一门科学可以用于解决所有的问题。数学是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关系的，数学为现实生活服务，就只能用数学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数学问题，而不能用数学来解决非数学的问题。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也只能用哲学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世界观问题，而不是非世界观的问题。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只是科学门类中的一门科学，既不高于其他科学，也不包括其他科学。哲学因为是世界观理论，对其他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只是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不是指导去解决应当由各门具体科学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哲学曾充当了改革开放的先导，就是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决了人们认识现实生活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但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如何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却不应由哲学原则推出，而是要通过对实际生活的研究得出。不能应用哲学原理去解决应当由具体科学研究解决的问题。而“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却表明，人们以为，哲学能够也应当去解决“部门”的问题。当把哲学看作是能够应用来解决除世界观以外的各种具体问题时，或者把具体科学研究看作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时，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宣布为“死去了的哲学”也就复活了。
死去了的哲学的复活不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进步而是退步。死去了的哲学的复活，实质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复活，“从天上降到地上”、从原则出发来解决具体生活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复活。马克思主义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思维方式，从现实生活出发得出观念的东西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应从这种思维方式后退。当然，“从地上升到天上”以后，理论也还应当降到地上，这就是接受现实生活的检验，为现实生活服务。但应当注意，哲学为现实生活服务，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除此之外的具体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应用哲学”，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但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此外，在一些实际的“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研究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也往往只是口头的，实际的思想非常混杂，西方的各种时髦理论在“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中很有影响。
死去了的哲学的复活同时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的冷落。当然，哲学的冷落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人们热衷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研究，而对于要加以“应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理论本身却缺乏兴趣和热情。当学者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万能灵药、当作是可以到处贴的标签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一种摆设、一种装饰，而丧失了自身的生命力。“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盛，正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和衰退。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7)(18)(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121、120、14、160、155、184、184、58、575、576、590、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3)(14)(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9、1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22)(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1、592、279、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5)(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83页。
(26)(27)(28)(29)(31)(32)(33)(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21、22、31、75-76、277、278、26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6)(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8)(39)(40)(41)(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75、65、178-179、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4)(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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