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3期
刘伟伟
（红足1—世足球网／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太原030006)
摘要：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立足于各自不同的语言哲学立场，试图对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意义的来源、本质和真理性等问题作出回答，两者之间的纠缠伴随着心理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思想流派的对立和争执，同时也与语词内涵、外延、含义和指称等问题的研究密切相关。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之间的对立与分隔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科学语境论思想的提出则为两者的融合与统一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与基础。
关键词：内在论；外在论；语义学；认知；语境
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的论争是20世纪语义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两者之间的分隔与对立成为了不同时期语义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为此古德伯格(S.C.Goldberg)指出人们“没有对两者之间的争论是否存在有起码的关联给予应有的重视”。〔1〕
一、内在论语义学的本质、特征及其表现形态
历史地来看，内在论语义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以休谟和洛克为代表的感觉经验主义。例如，洛克在语词与观念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他认为语词意义的根源就在于与之相对应的观念，也即一种心理意象，这些观念的集合构成了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观念的形成和构造就成为了语言与世界之间沟通的重要手段。19世纪末，弗雷格在继承洛克观念论思想的基础上，试图对指称理论的缺陷加以弥补，其基本主张就是认为在语词与对象之间存在着心理表征界面———“sense”，也即在心灵中存在着概念层面这一中介，这种指称理论将意义理论的根本任务确立为寻求与语言命题相对应的实体存在，因此“形式语言是一种概念文字……直接表达事物”。〔2〕可以看出，从洛克到弗雷格的观念论思想的立场和倾向是一贯的、连续的，本质上都可以归诸于内在论语义学的范畴，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理论仍然是一种反映论和经验论，尽管主观的思维作用和心理经验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继承了传统经验论衣钵的逻辑经验主义通过对“观察标准”的推崇和强调而全面地走向了内在论的语义学研究趋向。逻辑经验主义语义观既是内在论语义学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内在论语义学的一种极端化倾向，其指称理论认为意义就是名称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种理论预设了语言与世界和事实之间具有同构性特征，其典型代表就是罗素的“意义与指称同一”的理论。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证实理论认为，所有的语词都是借助于逻辑和感觉经验来界定的，在思想语言中符号意义的获得与特定的性质相关，而逻辑表征则通过语言系统中的地位空间来判断。总体来说，逻辑经验主义的规范语义学研究作为内在论语义学的典型，其特征就在于将真值条件的语义分析作为基础，通过对主谓词与事物及其之间的对应关系来对意义进行刻画。当然，逻辑经验主义的初衷是在反心理主义和坚持逻辑客观性的基础上建立其内在语义观的，然而这种进路却不仅导向了形而上学心理主义的狭隘性，而且还使得语义学研究完全向逻辑语形研究“退却”，走向了危险的境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真值条件语义学是以客观主义为基础的，它的主要特征有：第一，意义属于外在对象、事态的内在心理表征，其本质具有表征的系统性、结构性，与主体的思维倾向、心理想象特性无关。第二，与语言相关联的思维机制能够进行机械化的分解和逻辑操作。第三，外在对象具有脱离语言本身的独立性和自在性。因此，逻辑经验主义的这种逻辑语形的构造并不能真正与认识论上的真理判断直接关联起来，这是导致它后来走向全面崩溃的根源所在。
在内在论语义学的阵营中，结构主义的语义分析从一开始就将语言看做是一个独立而封闭的系统，认为语言是文化、社会现象的活动、类型的映射与表征，而意义就是由具有一定结构性的语言系统所决定的，并且是在这种“联网”结构中被映射出来的。或者说，语词之间的关联是通过与其相对应的结构而实现联结的，其意义受到与其相关联语词的整体作用和影响。例如，索绪尔强调语言的共时性研究，认为语言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为此我们应该研究作为整体的“语言”而非“言语”，而语言的意义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从理论特征和本质上来说，结构主义的语义分析仍然是一种微观的、静态的语义学研究，它立足于语言本身作为“自解对象”，企图通过科学而精细的语言现象分析来达到对于世界的理解，这种语义分析的基本模式仍旧属于一种“现代”的语义学研究类型，它与内在论语义学的理论趋向是一脉相承的。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以劳丹(L. Lau dan)和范·弗拉森(B. C. V. Fraassen)等人为代表的反实在论者从真理的内在化理解出发，为内在论语义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面对自然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认知科学等新兴哲学流派和思潮的挑战，内在论语义学在坚持自己分析立场的同时也适度地对自身的方法论体系进行微调，以更好地适应哲学发展的时代趋势。对于范·弗拉森而言，其经验主义的语义分析理论本质上是对传统经验论立场的一种补充和修正，而这种立场又在很大程度上为内在论语义学的进步赋予了新的表征形态。同时，范·弗拉森对于语义分析方法的倚重和推崇彰显了他在内在论语义学的立场上策略性的“退却”，以换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表现在：第一，理论的语义分析较其语形构造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是解决“经验论”危机的有力工具。第二，理论的语义分析能够克服其单纯逻辑语形构造和解释的缺陷。第三，理论的语义结构具有假设模型的经验构造性，“构造经验主义反对科学实在论，科学的目标就是给出一种说明可观察世界和不可观察世界真实状况的理论。”〔3〕第四，在理论模型的语义解释过程中，真理并不意味着前者与实在之间具有直接的逻辑关联。相对来说，劳丹的内在论语义学与历史主义的外在论思想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其语义学思想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理论的解释、评价和分析是通过规范的语义自然主义认识论来实现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蓝图”。〔4〕29第二，反理性的经验论是劳丹对历史主义语义分析所存在缺陷应对和矫枉的基础，“方法论的合法性不能依赖于科学发展历史的合理性”。〔4〕23第三，劳丹在其语义“规范性”和“自然性”协调的基础上力图解决语义内外在论的争执。可以看出，劳丹通过对自然主义思想的引入，不仅希望克服内在论语义学的缺陷和不足，而且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论的“宽容”和“扩张”来应对由外在论语义学所带来的危机和挑战。
总体来看，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结构主义还是操作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语义学流派、趋向，大体上都具有内在的语义经验主义色彩，本质上都可以归属于内在论语义学的阵营，其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们将意义归结为蕴含于语言之中的概念理解，并且将其目标确立为对于心理表征的结构及其过程的分析。这种心理表征作为内在论语义学的核心，使得语言和观念由此占据了心理空间和实在世界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特别是，内在论语义学将意义的理解看作是一种心理事实，意义的理解与语言的结构之间并不具有共时性关系，而意义与外延语境之间也并不具有一致性。然而，内在论语义学却极有可能会导致“容器中大脑”以及笛卡尔式的先验存在问题，更进一步也会对语言的本质及其自洽性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在语义学的核心论题———真理的确定性方面，它所持有的内在还原论式的真理观的崩塌也对其产生了致命一击。因此，内在论语义学从其产生到后来的修正和完善并不能消除其固有的先天缺陷，这也是它招致外在论语义学猛烈批判的重要原因。
二、外在论语义学的理论特征与整体趋向
外在论的语义分析倾向在20世纪中后期得到了扩展和深化，其根源和立足点就在于对逻辑经验主义内在论语义学的“反叛”和“转向”。正是由于对内在论语义学所采取的语义分析态度的反感，20世纪中期以后的诸多语义学家们开始从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等立场出发去寻求新的语义学发展路径。
１．以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给予了外在论语义学的发展极大启发。在传统的经验论语义学中，其意义和指称的确定是在封闭和严格的形式体系中被赋予的，心物对立和分离的“二元论”色彩非常明显，而语词的指称则被局限于语言之内。为此，日常语言语义学从自然语言的语义分析出发突破了逻辑实证主义内在论语义分析的限制，开始向与语用层面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等一切外延语境因素靠拢。这表现在：第一，日常语言是意义的重要源泉，日常语言的用法具有实际的有效性，日常语言表达式的模糊性并没有排斥其作为意义理解基础的可靠性。第二，日常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是多重、复杂的，其指称的确定只有在使用之中才能实现。第三，语言是一种行动或实践的方式，语言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它本身就存在于丰富而具体的语言活动之中。第四，自然语言的意义与真理并不等同，两者在语境之中具有变动性和相对性。总之，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内在论语义学相比，日常语言学派在自然语言中寻求意义理解基底的做法是明智的，他们注重语言意义的意向性与语用特征，力图在自然语言本身当中寻求意义理解的动态性和丰富性，从而为语义学研究的外在化趋向奠定了基础。例如，维特根斯坦后期就意识到了意义的内在规范性是不合理的，重要的是语词的活动类型、使用以及外在解释，而这恰恰是为“意义之泉”的敞开铺平了道路。
可以看出，日常语言学派的语义学研究在传统的分析哲学内部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动摇了逻辑经验主义内在论语义学的“统治”地位，为后来外在论语义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与意义问题相关的内涵与外延问题研究已经超越了语言问题研究的本身，跨入了语言之外的界域，而意义问题也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广泛地渗入了言语活动、交际和思维交互作用等多重因素。因此，从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总体跨度上来说，日常语言学派所持有的动态的和开放的语义学分析思维成为了20世纪后期科学语义学向前推进的“先声”，而其语义学研究倾向由“内”向“外”的转向也自然的为外在论语义学所吸收，成为外在论语义学从历史、人文等多维度拓宽自身发展路径的重要发源地。
２．历史主义的语义分析成为了外在论语义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在逻辑经验主义衰落之后，欧洲大陆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开始了对以科学主义为旗帜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反思，因此历史主义的语义分析本质上是对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传统的一种“校正”。为此，以库恩(T. Kuhn)?图尔明(S. Toulmin)?费耶阿本德(P. Feyerabend)和汉森(R. Hanson)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开始从人文理性的立场出发对意义的本质和真理等问题进行研究，力图与逻辑经验主义的“规范语义学”撇清关系，其主要特征在于：第一，历史主义的语义分析强调“主体”在语义学分析与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历史主义看来，主体的思维活动和理解过程是在语境基础上实现意义交往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第二，历史主义的语义分析强调在语词符号的意义理解中文化和历史的渗透作用。在此，意义不再具有严格的理性规范特征，而指称也具有了变动性和灵活性。第三，与语义相关的语形建构具有了开放的推演空间和可能性，它依赖于具有相对性和具体性的文化历史条件，语用语境在这其中成为了重要的基础和背景。总体而言，在理论的历史语义分析过程中，语词、命题的指称和意义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实际上是从人文理性的角度出发为寻求理论的明晰化和精确化理解开辟了一条新路，它能够从更加广阔的域面上拓宽语义学的分析路径。
在20世纪后期外在论语义学的发展过程中，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等人的因果历史指称理论颇具影响，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强调语词的因果历史链条对于所指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理论命题的真理性并不能从观察过程中“自然地”产生，同时词语和命题的意义在语境之中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对于克里普克而言，他将概念的意义诉诸于文化和社会的语境范畴之中进行理解，认为语词的内涵决定其外延。也就是说，概念与其心理表征之间存在着距离，概念的形成是一种社会成员交际的结果，体现了绝大多数人对于事物本质、特征的理解和认识，“指称……依赖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正是遵循这样一个历史，人们才了解指称的”。〔5〕与之类似，普特南“意义恰恰不在头脑中”的著名论断鲜明地标示出了外在论的语义分析态度，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如果仅仅采用心理状态的分析对意义本身进行理解，这必然会陷入19世纪末早已被遗弃的心理主义的危险境地。因此，“语词的外延是由集体实践确定的，而非由个体头脑之中的概念确定的”〔6〕，意义本身只能在丰富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进行理解和把握，而个体的思维、感知和心理状态在其中并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３．自然主义的语义分析是促进外在论语义学发展的重要动力。自然主义语义分析的兴起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它是理性的自然主义拓宽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界域，向语言哲学的阵地扩张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它也顺应了逻辑经验主义之后打破“符合论”和“对应论”等二元论的内在语义观，消除语义还原主义的形而上学“迷障”的历史趋势。对于自然主义的语义学而言，它在反对经验论的基础上，坚持了理论命题的实在性特征，认为观察命题和语句与直观的感受之间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也即“面向观察本身”。其主要特征在于：第一，自然主义秉承客观的观察和实验操作精神，反对意义的观念论和传统的指称理论，而主张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公共的社会性活动，因此意义的分析、理解也必须根基于这种活动的状态和特征。第二，理论命题的意义关联于人类、社会的行为，其意义存在的合理性是与行为事实相对应的。第三，语义分析的“语用化”倾向是与自然主义的本质要求相符合的。第四，真理的语形要求、规范不同于其语义的真理性，理论的真理性需要着重考察与理论本身相关的信息、事实和特征。对于奎因的自然主义语义学而言，他认为传统的真值理论对于指称确定的任务是不可完成的，理论命题的意义是一种与语言的先验形式无关的后天“建构”，而语言行为具有一种实在的“物理特性”，也即“具有任何语言倾向的语言行为都是一种确定的物理事实”。〔7〕150因此，语词或理论的意义可以在自然化的语境系统中被补充和完善———这种语义学思想已经明显地导向了外在论的立场。不言而喻，自然主义的语义分析与外在论语义学在理论出发点上相同，在理论侧重点上类似，在理论特征方面相通，这也是外在论语义学倚重和借鉴自然主义思想的根源所在。
综上所述，外在论语义学的研究表现出了反笛卡尔主义的立场，它主要是就内在论语义学所面临的现实缺陷而提出的，认为概念在获得心理解释的同时也必须获得外部理解。从外在论语义学与内在论语义学的比较来看，两者都涉及到了认识论问题研究的层面，然而两者在理论特征和分析取向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内在论语义学把具有特定思想内涵的性质作为一种内在特性，而外在论语义学则将其作为一种关联特性，强调意义的情境特征和语言的生活交际功能。第二，内在论语义学对于主体的思想内涵进行了排斥，其主要表现就是真值条件理论，而外在论语义学则假设了作为语义分析主体的存在特性，强调个体状态之间的因果关联和历史关联。第三，从语义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内在论语义学往往是与语义反实在论相关联的，而外在论语义学往往与语义实在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的融合与统一
从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的比较来看，两者在理论侧重面和立足点上的不同并不能否认两者在对于意义本质问题上的共通性。实际上，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各自关注和强调了语形、语义与语用关联的不同界面，内在论使得外在论的语义分析与心理表征和理性的语形构造结合起来，而外在论也使得内在论的语义分析与语用事态和实在世界具有了更多关联，“内在论需要外在论的补充以将语义学与世界相联结，外在论也需要内在论的补充以将语义学与心理实在相关联”。〔8〕
１．认知与意向语义分析为内外在论语义学的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思路。20世纪后期，基于对逻辑经验主义内在论语义学的强烈批判和对于之后历史主义外在论语义学的全面反思，认知语义学开始迅速兴起并得到了蓬勃发展。在理论的修正和反思过程中，认知语义学企图对语言、意义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剖析，例如：一方面，认知语义学认为范畴、概念等思维形式并非是一种外化和脱离主体的单纯客体存在，而是应该将其囊括在统一的认知行为过程之中，这就使得意义的实现不仅奠基于主体的思维与理解，同时也联结了事实与实在。另一方面，认知语义学认为语义的形成既与外部实在对于头脑和心理的反映作用相关，同时也与由心智施加作用而形成的语言结构相关联。在上述两者之间，存在着关联性的作用，外在的语境因素为内在的认知提供了基础条件和保障，而内在的认知能力则能够施加作用于外在的语境存在，因此语义学的研究必须要关注到主体认知对于外在语境因素的整合、思考和分析过程。
从当代语义学研究的“认知转向”来看，它鲜明地体现了内外在论语义学基于自身生存困境的反思而寻求路径突破的尝试和努力，其表现就是希望通过对认知行为过程的整体分析来实现内外在论语义学的有机结合。我们知道，在心理状态和心理现象之中，意向性先天地具有一种通达外部实在的特性。然而，传统上以早期的布伦坦诺为代表的意向理论研究却将意向性作为一种单纯心理现象的内涵，它所指向的物理现象并不一定具有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说，传统的意向性理论完全将意向性的界域划定在了内在的心理现象当中，而与外界无关。本质上，这种内在论的心理语义学是非常狭隘的，它将语言、对象以及实在等要素都置于内在的心理属性———意向性层面上进行分析，最终仍然难以为意义和真理等语义学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方案。20世纪中期以后，这种将意向性语义问题内在化处理的思路开始与自然主义和新物理主义等思潮展开了正面交锋，而自然主义倾向和新物理主义的核心正是典型的外在论分析路径。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传统的意向语义学研究很难忽视和回避掉这一重要的理论发展趋势，为此它开始在自身原有的理论框架之内逐步接受和容纳外在论的分析方法，以避免走向形而上的狭隘归宿。从语境论的视角来看，意向性特征在人类思维当中的活动使得与心理状态相关的命题态度获得了确定性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必然要突破单纯语义的界限而进入语用的实践当中，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外在的活动而实现对于心理和意向特征的把握，这是一个具有互动作用的双向交流过程。在此，意向性成为了特定语境之中的存在，或者说在整体的语境基础上凸显了意向性的特征和作用。同时，心理意向所具有的语义特性，归根结底是由具有实在性的命题态度所决定的，而在意向性所构成的内部空间中命题态度与自然语言具有紧密关联，它为规范的逻辑语形表达提供了基本前提。
在意向语义分析的阵营中，福德(J. Fodor)的意向语义学通过对自然主义思想的引入，明确地指出了内外在论语义学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这恰恰是由意向性自然化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必须要以自然化的方式对语义和意向性的作用进行解释”。〔9〕为此，福德认为心理意向可以借助与符号表征之间的关联而具有充分的语义特性，而语义的自然主义有必要重建心理表征的内涵。实际上，心理状态具有语义关联性，而心理意向的自然化趋向提出了一种对包含了语形、语义和语用以及人类理性、非理性等不同层面因素的语境整体系统的迫切需求。因此，福德意向语义学所采取的自然主义分析路径本质上是为心理实在和物理实在达成了沟通的一致性。
２．语境论思想为内外在论语义学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平台与崭新的方法论路径。语境论思想认为，语形结构与语义解释和分析之间具有关联，语形为意义的确定提供了受经验检验的模型结构，而语用则能够深入到语义所不能达到的意义层面。同时，语形和语义的关联根植于具体的语用之中，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都建立在统一的语境基础之上。另外，语用学往往与认知心理相关，它对于语义解释的基础在于命题形式，而语义学则是从理论的语形结构中导出的。因此，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理论命题和语言的语形、语义以及语用分析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在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的方法论融合与统一过程中，语境论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语境论思想承认心理状态、类型和命题态度的实在特性以及语义的内外在因果关联性，由此就可以将“外在的指称关联与内在的意向关联统一起来”。〔7〕254第二，意义问题是不可避免地与语境的系统性、完整性紧密相关的，特别是语境的结构性特征使其不仅包括了与语词相对应的具有实在性特征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而且涵盖了主体的理性、心理意向表征层面，这使得内外在论语义学能够在语境论系统中有机地融为一体。
在语境论的视野中，内在论语义学可以区分为强内在论语义学趋向和弱内在论语义学趋向，而外在论语义学也可以区分为强外在论语义学趋向和弱外在论语义学趋向。以普特南后期思想之中的语义学分析态度为例，他并没有在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之间划定严格的界限，而是强调语义分析的“属人性”，认为作为主体的人以一种能动性的存在为语义分析提供了基本的背景空间和条件，在其中包括了主体的思维、理解和意向性因素———这也就意味着普特南的严格外在论语义学立场逐步向“有限度”的内在论语义学立场靠拢和接近。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普特南认为自己在前期哲学研究中所坚持的命题与实在之间的简单和绝对的因果关联性是不可靠的，这种具有映射关联的“一致性”在理论实践中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阻碍。第二，普特南强烈地意识到对于指称和真理等问题必须从认识论的角度首先进行认知行为和过程的考察，也即“真理＝理想化的人类信仰”。〔７〕２９６第三，普特南认为命题的真理具有相对性和非决定性，它依存于语境的变迁，也就是说真理既包括了语形学规范化建构的层面，同时也蕴含了反映自社会文化结构的整体要求。总之，普特南实在论的自然语言语义学超越了传统狭隘的外在论语义学窠臼，将与语词意义相关的心理态度、意向等因素纳入到了语义研究的范畴之中，力求从整体性和完善性上填充与之相对应的语词意义，同时它也潜在地为在语境论视域中把握语词的意义指出了方向。当然，从当代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的存在现状来看，极端的内在论语义学趋向和极端的外在论语义学趋向都是少数，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都是具有“弱化”倾向的语义内外在论。因此，对于未来内外在论语义学各自的发展来说，尽管双方的理论本质和立场特征不可能完全统一，然而走向融合、走向互补，在统一的语境论背景中寻求各自存在的价值并发挥相应的优势，这才是二者未来发展的根本之路。
在语境系统中，理论的自然化趋向及其意向性特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而具有意向性特征的心理状态与自然化的实在对象之间也存在着因果关联性，因此具有自然性的实在也必然要投射到主体的意向性过程之中。在这里，意向性的自然化过程凸显了语义和语用的关联性结构作用，体现了语义研究逐渐向语用分析的边缘地带过渡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语形和语义、语义和语用紧密地关联在了一起，从而为整体主义的语义观奠定了基础，而这种整体主义的语义观恰恰为语境论思想的全面引入铺平了道路。正是在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语境基础与平台之上，从属于认知语义学转向的意向性问题研究才为内外在论语义学的结合提供了重要前提，其根源就在于语境本身为语词－对象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动态的、多层面的实现路径，从而使得内在的心理表征能够建立起与客观实在之间的因果关联。
总之，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面对理论解释的困境和难题，汲取了双方思维方法优势的内外在论语义学在当代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融合性特征，这表现为语义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内在”与“外在”绝对性倾向的弱化，以期维持理论解释的自洽程度，巩固自身的存在地位。在科学理论的解释与说明过程中，尽管内在论语义学与外在论语义学分别深入挖掘了语义学相关论题的内涵深度，各自发挥了其自身的最大效力，但是两者仍然难以摆脱片面、孤立的语义分析模式，而面向当代、面向未来的语义学研究势必打破内在论语义学和外在论语义学对峙的僵化现状，在语境论的基础上开启语义学系统方法论研究的崭新局面。当然，我们所说的这种统一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破两者之间分隔的藩篱，建构起科学的语义学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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