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3/10/13第5版
林雪梅（西南大学法学院）
当代西方生态思潮孕育于西方工业革命晚期，形成于20世纪中期，已成为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西方各国生态思潮日益活跃，深刻影响着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变革。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生态思潮中的合理成分，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无裨益。
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主要表现形态和社会影响
生态伦理学。1949年，美国环境主义者利奥波德所著的《沙乡年鉴》一书出版。该书第一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学思想引入伦理学领域，标志着生态伦理学的诞生。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罗尔斯顿等人建构了以自然价值论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系统价值”概念，标志着生态伦理学走向成熟。生态伦理学从生态破坏、人类生存危机的现状出发，把伦理学的关注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关注生态环境单纯的工具价值转向关注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生态伦理学提出，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伦理学不能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合理的伦理基础。因此，必须创新传统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理论，尊重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生存发展权利，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
生态政治学。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该书不仅对生态环境的严酷现实进行了揭露，而且致力于从政治学的层面为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寻求道路，这标志着西方生态政治学的起步。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不断发展，进一步强化了生态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生态政治学一改政治学仅仅关注国家权力与政府组织等问题的传统，从环境与政治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融生态理念于政治制度建设之中，主张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政治制度保障。生态政治学以生态学、社会责任、基层民主、非暴力、女权主义等为理论和实践支撑，对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观念、政党结构以及国际关系准则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生态思潮的推动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工业社会转型，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此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将“生态化”的内涵融入现代化进程中，摒弃传统现代化理论片面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等不合理因素，对西方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实现经济社会体制、科学技术政策和思想意识形态等的生态化转向，使人类社会实现从传统现代化向生态现代化的结构性变革。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经提出，就为许多西方国家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广泛接受。当前，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模式与策略设计变得更为精致和定量化。
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最新进展。除上述思潮外，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国家中还出现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生态批评等多种生态理论。进入21世纪，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国家理论、环境全球管治理论等相继登场，为当代西方生态思潮增添了诸多新内涵。环境公民权是公民权利在生态环境公共治理与决策中的进一步体现和扩展，指公民依法享有生活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的权利，同时承担着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义务。绿色国家理论认为，传统的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福利国家需要向绿色国家转变，对内实现国家制度、民主程序等与生态文明理念相契合，对外担当起生态托管员和生态文明促进者的角色。环境全球管治理论主要包括理念与制度两个层面内容，前者阐明环境议题全球应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侧重于促进各种全球性环境政治与政策的制度化。
当代西方生态思潮从理论走向实践，推动着轰轰烈烈的生态保护运动。在生态思潮影响下，很多西方国家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他们走上街头，掀起了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生态保护运动范围不断扩大，成为集环境保护、和平发展、女权主义等多种政治诉求于一身的多元化全球性群众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各种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民间组织和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诸多西方国家成立了绿党政治组织，使生态保护运动从民间层面扩大到国家决策层面，使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性
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推动西方乃至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它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的传统模式，引发了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思维方式变革；反思和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及政治制度等作出调整；引起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对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当代西方生态思潮在上述方面的理念、思路和举措，可以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有益借鉴。
同时，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不彻底。当代西方生态思潮试图对资本主义的各项制度进行修补性改造，但是由于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也就没有也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批判。二是它没有提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行方案。由于未能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当代西方各种生态理论也就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试图通过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具体政策等的改良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无疑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这些局限性启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努力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的新型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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