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第3期
薛稷(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作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鲜明的特色，是我们了解其思想观点的重要理论资源。伊格尔顿在方法论的层面，从语言分析方法、整体主义和激进的革命批评等三方面入手，阐述了“文化政治批评”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揭示了其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伊格尔顿;语言分析;整体主义;革命批评
中图分类号:B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3)03－0043－04
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称为“当代最敏锐的公共知识分子，”［1］查尔斯王子曾高度评价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称他为“可怕的伊格尔顿”［2］。伊格尔顿的研究路径沿袭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理论、从政治文化到文化政治、从理论思辨到政治实践，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强调，因此其文化批评理论称为“文化政治批评”。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独特，思维范式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需要深入研究。
一 语言分析方法
伊格尔顿把语言分析方法运用于哲学解释。语言分析重视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强调概念的明确性和严密性，有利于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在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中，文化一词是基石，意识形态是核心概念，必须给出严格规范的定义，才能展开理论的论述。他用英国哲学特有的经验主义和分析的手法，对这两个词汇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奠定了“文化政治批评”理论的基础。
伊格尔顿认为，对文化的探究不能仅局限于文化这一词语本身，需要从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去揭示‘文化’作为一种抽象与绝对的浮现过程。”［3］“文化一词的当代用法似乎主要有三个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个意义相互关联。”［4］129
第一，文化可以指价值得到认同的具体的思想和艺术作品以及制作和分享该作品的过程。
第二，由此扩展开去，可以指一个社会的所谓“感觉结构”，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综合体。
第三，进一步扩展开去，文化当然可以指制度意义上的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伊格尔顿强调，文化的三个主要意义正在于———“作为艺术、作为生活经验、作为社会结构———交织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4］32
在对文化进行严格规定之后，伊格尔顿从文化总体性的角度对意识形态又做了语义上的考察。“首先，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形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5］20“意识形态”并不泛指所有的意识形式，而是特指那些“能够反映、代表或表达一定阶级的基本价值取向且具有明显政治意义的信念体系。”［6］“归根结蒂，一个社会的统治意识即是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这种社会知觉结构(意识形态)确保某一社会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状况或者被大多数社会成员视之为‘当然’，或者就根本视而不见。”［5］9
伊格尔顿在表述过程中，经常将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用以突出意识形态的语境，“政治是指维护或挑战社会秩序的权力过程，而意识形态指这些权力过程在表意领域的进行方式。”［7］7因此，如果说意识形态是特定人类主体之间实际使用语言所形成的习惯方式，那么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应该是建立在具体社会语境中进行的具体话语分析，尤其是要审视特定话语所服务的权力利益和所产生的政治效果。
二 整体主义
伊格尔顿强化了文化政治批评的整体主义方式。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表现为在分析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是整体主义的思维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注重整体性，强调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共生性和时空结合性。伊格尔顿在分析和阐述“文化政治批评”时，既注重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性，又注重它们之间的互动性，以实现其共时性和历史性的统一。
伊格尔顿坚持用一种整体论的视角看待文化的辩证性质，“文化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8］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文化还是一种生产形式和过程，是一种实践着的动态生活方式，“艺术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艺术形态的关系。”［5］81“文化生产”既是一个各个环节继起的时间过程，也是一个具有结构的空间形式，是文化要素和各种社会因素互相影响、彼此制约的统一过程。既表明作为精神和价值的文化不可能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最终决定于作为社会根本结构的一般生产方式，同时也表明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和生成的物质过程，最关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参与的文化实践过程。伊格尔顿坚持从时间和空间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文化生产的特点，突出了文化的整体性特征。
关于意识形态，伊格尔顿将其置于整体性的背景之下考察。他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式，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5］2－3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评也是一种政治性批评，但绝不是狭义的党派政治立场，而是从更深的层次对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和各种权力关系进行挖掘考察，形成理论的现实关怀立场。他坚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根本决定关系，认为“要理解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分析那个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确切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了解那些阶级在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5］81正是由于他站在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点之上，所以他才能把意识形态批判提高到一个崇高的位置上，将其看作人类整个解放工程的一部分。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一样也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正如他所说:“如果说意识形态理论不无价值，那是因为它有助于照亮从那些致命的信念中获得解放的实际过程。”［7］224
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出发，伊格尔顿深入思考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主要特征为:
(1)对文学作品的充分阐释必然将文本外的东西包括进来，只有在作品各层次及其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复杂关系中才能实现;
(2)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
(3)文化的“生产”是一种维持或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运动，是一种执行或实现意志的话语“实践”;
(4)“文化政治批评”的动机是改造整个社会生活方式;
(5)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文化政治批评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
(6)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文化政治批评，由于明确的目的性而具有方法论的彻底开放性和真正多元性，它采用一切有效的话语形式和手段。［8］208
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涵盖了文学、文化、文化生产、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等内容，并且它们之间互动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这鲜明地表现出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三 激进的革命批评
伊格尔顿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技术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为批判武器，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他们的“这个理念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实践，即去发现新的社会主义政治”［9］，其中伊格尔顿的观点尤为彻底。他认为，“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弥合差异的奥林匹克神台。”［4］189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他重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坚持文化研究的方法必须与实际政治紧密结合，他对文化批评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对传统批评的理论超越、对革命批评的推崇和向往，都沿袭了他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理论、从理论思辨到社会实践的思维特质，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生活目的的构想，体现了“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10］的文化政治批评观。
政治不能凭借自身来达到其目的，必须通过文化这个中介来塑造国民。文化“根据新型政治体制的需要铸造人的自我，重新将他们铸造成该秩序驯良的、温和的、崇高的、爱和平的、不好争吵的、无私的主体。”［4］9伊格尔顿秉承其师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把“文化”置于历史和政治的视野中加以思考，文化“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进行学院式的解剖的标本，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做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5］66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根源即在于，“文化”成了高高漂浮在物质之上，又企图调和、凝聚、指引和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指数和理想价值，从而造成文化的分裂。要解决这种危机，就需要建设一种理想的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更自由”［4］142的文化，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体现出对“人”的充分重视和关怀，使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分裂和冲突状态中的文化真正统一起来。因此，克服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解释工具，还是批判和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指南。所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要目的不仅是阐释文学作品，而是争取群众的文化解放。”［11］
伊格尔顿强调批评的政治属性，突出其政治功用，最根本的理论原因是:他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理论，而不是哲学体系。要将文化的诸多层面重新统一起来，除非来一场扭转乾坤的社会主义革命，但理想中的批评取向就是“革命批评”，它也是社会主义批评的同义词。“革命”首先表明该批评立场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批评”充分地考察了批评的功能和属性，在自觉发挥批评政治性、修辞性和实践性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有明确功能规定的批评立场，也是最能够充分发挥批评作用的一种批评方法。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论以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效果为其追求目标，表现出激进批评的倾向，“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中，自始至终都把文化研究放在核心地位，把唤醒大众文化意识，尤其是传播和内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的和终极的目的。”［8］25可以说，伊格尔顿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四 结语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首先界定“文化”的整体内涵，再去挖掘文化或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最后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同时也形成了他分析与研究问题的思维范式。可以看出，在他的思维范式中，语言分析的方法保证了文化、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的明晰性和特殊性，这是理论建构的必要条件;整体主义的思维方法则强调了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批评及其他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动态过程，使得“文化政治批评”体现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体系;激进的革命批评则保证其批判性和进步性。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阶级构成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问题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一方面增加了批判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批判的角度，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去批判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形式。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英国的新左派，“由于新左派的出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社会主义，它能够使激进的选择得到普及，并鼓励英国左派内的争论，以便组织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8］6－7作为代表人物之一，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由于采用了较为科学的思维方法，使得对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批判更有明确性、整体性和革命性，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中，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论”具备了现实性和时代性，因此具有前瞻性的意义。这不但利于正确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问题的本质，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思维范式也有致命的弱点，语言分析方法试图严格定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涵，但是在定义的同时，忽略了一些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例如其文化批评理论涉及文学、文化、文化生产、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等内容，强调文化的政治性，却缺乏对文化背后经济层面的分析，这就降低了其理论厚度和深度;整体主义的方法试图实现一种系统化的效果，却在论述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影响时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抵抗力量的存在，将文化视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系统，但是并未详细说明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内部冲突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使得其理论缺乏一定的全面性;激进的革命批评将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忽视了对正面因素的肯定，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伊格尔顿只是一味地批评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弱点，而不去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看不到其灭亡的必然性，也看不到新旧文化的承继性。因此，他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解也不完全是科学的，因此，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的目标缺乏现实性。正如安德森所言:“由于创作于反叛的时代，在极端(outrance)的精神下，对所选目标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一总体拒斥的代价就是对本国的简化或误解，批判的夸大同时伴随着理论的过度自信———一种理论的必胜信念并无助于所倡导的激进替代。”［12］因此，我们在努力吸取伊格尔顿思想的合理性的同时，同样需要持一种科学的批判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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