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3年第4期
赵丹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太原030006)
摘要: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作者受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委派，赴荷兰乌德勒支大学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访问期间，作者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荷兰在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方面的相关研究。现将科学技术哲学在荷兰的历史与现状等情况介绍给国内的学者，以期对国内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有所启发。
关键词:荷兰;科学哲学;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3)04－0019－05
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笔者受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委派，赴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基础研究所作学术访问，期间通过资料查访、与研究所同仁们的交流，对荷兰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国内学者通常关注英美科学哲学，而对于欧洲大陆的这一学科发展了解甚少，而事实上荷兰在国际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占据着很重要的分量。现将科学技术哲学在荷兰的发展情况作一介绍，以期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有所启发。
一 历史回顾
荷兰的科学哲学研究起步很早，是伴随着国际科学哲学的兴起而开始的。1922年，受当时英国符号学(significs)潮流的影响，荷兰籍数学家布劳威尔(L．E．J．Brouwer)和他的老师曼诺利(G．Mannoury)还有范·伊登(Fredericvan Eeden)等人成立了符号学小组(Signific Circle)，从而有了与维也纳学派、柏林学派相对应的团体来发展与推广科学的语言分析，并创立了专业的学术期刊《认识》(Erkenntnis，1930)与《综合》(Synthese，1936)。符号学小组受到了塔尔斯基逻辑与维也纳学派反形而上学的影响，倡导对科学的语言分析研究。小组成员集中于数学哲学与逻辑学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是布劳威尔直觉主义的提出和其学生海廷(A．Heyting)在数学和逻辑学方面的工作，这使得荷兰在二战前的科学哲学工作主要是对数学的现代哲学分析，并且这些工作得到了荷兰哲学界的一致认同。纽拉特在荷兰避难期间一直与符号学小组一起工作，他与弗兰克等人发起的统一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Unity of Science)也与符号学小组合作，在阿姆斯特丹组织国际会议，在《综合》上发表通讯，把《综合》杂志作为他们的核心宣传阵地，使得《综合》杂志与《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并列成为了当时国际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交流的核心平台。
虽然逻辑与数学的哲学研究由于布劳威尔等人的工作得到承认，对经验科学的哲学研究却在荷兰的学术圈内鲜见，这种状况与20世纪初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密切相关。天主教解放运动中成立了许多天主教大学，如1923年奈梅亨天主教大学的成立，另外除了教会大学之外，教会在其他非教会大学也设置了许多教授席位，因而不利于对科学的哲学研究。即使有科学的哲学研究，也要与教义相一致，如天主教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霍恩(Petrus Hoenen)认为量子理论与机械论哲学相冲突，唯一与现代物理学革命相融的理论是天主教义的、新托马斯主义。当然也有少量关于经验科学的哲学研究，这些的工作主要是由具有哲学兴趣的物理学家们来完成的，如克拉默斯(Hans．A．Karmers)、佛克(A．D．Fok-ker)、克雷(JacobClay)，其中克雷是《综合》最早的主编之一，也正是在他的扶持下，荷兰的大学中有了第一个科学哲学教席。
1946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比茨(E．W．Beth)被任命为“逻辑及逻辑史与精确科学的哲学”教授，荷兰大学有了第一个科学哲学的教授席位。比茨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是给出对科学理论的句法学与语义学的分析，即它处于元理论的层次，以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因而不受世界观与神学的影响。他的代表作《自然哲学》(Natuur philosophie，1948)通过对霍恩的批判全力攻击了荷兰哲学中的新托马斯主义传统与神学的影响，使得在二战结束时荷兰哲学中的新托马斯主义传统走向了衰落。他对物理学理论的句法学与语义学分析，在经过范·弗拉森的推广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被认为是物理学形式分析的标准理论。比茨的工作标志着“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的荷兰学术传统开始形成，他本人也成为国际“科学的哲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67年，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主办的第三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学会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举行，荷兰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海廷、任职于乌得勒支大学的数学家与科学史家达伦(D．vanDalen，海廷的学生)以及时任阿姆斯特丹大学一般哲学与比较哲学教授的斯塔尔(J．F．Staal)等。查阅出席该大会的荷兰籍代表，大多数都来自数学与逻辑学领域，都与布劳威尔有着各种各样的学术关系。这种以数学与逻辑学为核心的研究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荷兰在自然语言的形式分析与模态逻辑方向上占据着领军位置。
二 总体特征
1997年，莱顿大学的麦卡利斯特(JamesW．McAllister)博士在“荷兰的科学哲学”一文中介绍到荷兰的科学哲学氛围不是很理想，虽然荷兰的哲学传统由来已久，自然科学的兴趣也很强烈，但是荷兰的哲学家们对自然科学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甚至对科学有些反感。1997年时在荷兰的哲学系中只有25位教师与15位博士生在从事科学哲学，在荷兰最大的两所大学即阿姆斯特丹大学与乌德勒支大学中，没有科学哲学的研究与教学，不开设科学哲学的研究生课程。形成这一局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宗教的影响。20世纪以来荷兰的哲学深深地受到了其历史上哲学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主要是教士(神职人员)的哲学，在奈梅亨天主教大学等宗教附属的大学中更是如此。即使在非宗教性的大学里也有许多宗教捐助的教席或受宗教基金控制的特殊教授职位，因而荷兰哲学受到了宗教的约束，对科学的哲学研究相当不利。除了科学哲学研究队伍的规模小之外，神学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科学哲学研究方式的影响。一般而言，科学哲学家们致力于为与科学有关的问题提出新的求解，而许多荷兰科学哲学家似乎并不会参与到科学问题的争论中去，而是像历史学家一样研究争论，从外在的角度来评论与审视它。他们不是为问题提出新的求解，而是指出别人所提出的求解的特征。他们关注的是作者与文本，而非论题与问题:许多荷兰的出版物与博士论文都采取这样的形式，即总述、说明、对给定理论或论证的评述等，麦卡利斯特博士称其为评释态度(exegetical attitude)。
二是大陆哲学传统的影响。荷兰许多哲学家属于大陆哲学学派，认为科学只是技术化的内容，缺乏人文兴趣。如环境主义在荷兰很是流行，认为科学与技术应该为自然的破坏与去人文化(dehumanising)的社会文化负责。就像大陆哲学那样，在荷兰有名望的是哲学史，它被许多荷兰哲学家认为是哲学研究最为学术化的形式，影响着荷兰哲学的看法与实践，使对已有哲学家思想的梳理与解释成为主流。这些使得荷兰的哲学家更偏向于从大陆哲学人本主义的角度去研究问题，而不追随科学发展的步伐进行哲学的分析，从而使得一般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在二战之后有些滞后，未能像20世纪初期追随逻辑实证主义那般紧跟世界科学哲学发展的洪流。
情况并非总是那么不理想，在1997年以来的这15年间，荷兰哲学界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从事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研究的教师与博士生也越来越多，形成了相应的研究生课程和举国的培养体制。而大陆哲学的负面影响在近些年随着欧洲对科学的基础问题与方法论问题兴趣的再次复兴，也已经成为过去。2006年“欧洲科学哲学协会”成立，有许多荷兰的科学哲学家参与进去，与法、德等国的科学哲学家们共同启动了“欧洲视角中的科学哲学研究项目”，关注于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哲学与基础。另外大陆哲学更加注重文化与社会因素，强调人本主义这一传统，在荷兰当前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也有积极的影响，使得荷兰的科学与技术哲学研究传统在有些方面不完全与英美的分析的科学哲学相同，更多地从多维度的社会与文化视角来审视科学与技术，而这种研究方式随着欧洲科学哲学的回归与英美之间的互动交流，以及全世界哲学间的交流，已经影响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区域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方式。
三 研究机构及研究内容
荷兰的科学技术哲学多维度研究也充分体现在其各具特色的研究机构设置上。荷兰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基本是在大学中，研究人员或供职于哲学系，或供职于独立于哲学系的科学哲学研究所中。另外还有几个并不独立的由几所大学合作设立的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仍然供职于各大学。
荷兰研究型的大学共14所，13所大学设置有哲学系，但并非所有的哲学系都有独立的课程与学生，如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大学的哲学系就没有自己的课程与专业化建制，而是参与到所有其他系的课程中，试图对科学、社会与文化问题进行概念的澄清与反思，因而其研究内容也偏向于对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与信息社会相关的政治问题;进化认识论;生物学与复杂性问题哲学;政治与技术的关系;科学技术与现代文化等。瓦宁根(Wageningen)大学哲学小组致力于研究人与自然、动物、食品和农业间的关系中所涉及的伦理与认识论问题，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理解围绕科学和技术的伦理谋划过程。这种充分服务于大学具体专业、为学生提供概念反思与分析方法方面技能的导向性哲学教学，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也充分反映在荷兰的技术哲学研究中。
虽然荷兰的综合性大学数量不多，但其综合实力却不可小觑，其中入选世界百强大学的有4所，其他大学也大都入选世界五百强。这有赖于大学之间的联系紧密，日常合作频繁，专业的设置各具特色，能够把学术资源有效地集中起来，使得各大学能均衡发展，这也反映在他们各具特色富有成效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当中。如在逻辑方面研究卓有声誉的大学有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蒂尔堡(Tilburg)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在哲学系之外，与科学技术哲学相关的研究机构为逻辑、语言和计算研究所(Institute for Logic，Language and Computation)，在国际逻辑学界享有盛名。该研究所沿袭了阿姆斯特丹大学自布劳威尔以来的逻辑研究传统，并将其推广到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从而打造了一个跨学科的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其中范·本瑟姆(Johanvan Benthem)教授曾获荷兰国家级的斯宾诺莎奖，著有《时间的逻辑》、《逻辑、语言和意义》等逻辑方面的专著，在模态逻辑、自然语言语义学、计算逻辑等方面有深厚的研究。
蒂尔堡大学在哲学系之外也设置有实体性的研究机构，即蒂尔堡逻辑、普遍伦理与科学哲学中心(Tilburg Center for Logic，General Ethics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中心主任是哈特曼(Stephan Hartmann)，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自然与社会科学哲学中心的主任，从事一般科学哲学、形式认识论、物理学哲学、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该中心的研究分为三大领域，一是逻辑与语言学，二是伦理学与社会哲学，三是认识论与科学哲学。其研究立足于精确哲学传统，强调研究的清晰性、启发性、精确性和创新性，研究方法覆盖了现代哲学的整个范围:概念分析、历史案例研究、形式化模型、实验研究、计算模拟等。这样一种融合所有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精确哲学研究方式，通过人员与方法上的合作形成了更广与更全面的研究视角，这也从侧面体现了荷兰的兼容并包和开放性，对于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也不失是一种有利的方法论策略。
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哲学、神学与宗教研究系下属设科学史与哲学中心，把哲学与科学作为纠缠结合在一起的历史现象来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是独具一格的。该中心主要研究自然哲学的演化与科学学科当代形式的出现，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当前专业化的自然科学的自然哲学史。由该中心完成的欧洲科学基金项目“从自然哲学到科学”，受到了极高的同行评价。该中心属于哲学系，拥有荷兰最好的哲学图书馆之一和世界最大的自然哲学与逻辑中世纪手稿微缩之一。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科学与技术哲学属于哲学系的理论哲学部分，由雷德(H．Radder)教授带领。他们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科学与宗教学等广义的科学以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传媒技术等技术。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是通过关注科学与技术的实践来思考普遍的理论哲学问题的，认为实践哲学也是其理论哲学的一个部分，如通过实验与观察它们与概念和理论的关系走向实验与本体论的实在论，通过对科学实践的理解关注科学家的价值与技巧的认知与实用意义等。
乌德勒支大学的哲学系分为哲学史、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三个部分，与其他大多数荷兰大学哲学系的设置相同，理论哲学部分中有“逻辑、意义与认知”小组，关注与科学本质相关的经典哲学问题，研究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基本问题。科学哲学的实体性研究机构有独立设置的“笛卡尔中心”，即科学与人文的历史与哲学研究中心，负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生培养，研究内容包括科学的认识论与真理、知识等基本问题。此外，在物理学与天文学系下，设有科学史与科学基础研究所，由狄克斯(Dennis Dieks)教授担任主任，与笛卡尔中心共同培养在科学史与物理学基础或哲学方向上的研究生，负责《现代物理学史与哲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Physics)杂志的编辑工作，狄克斯教授也是量子力学模态解释的主要发展者之一。该研究所的研究内容主要有科学史与科学基础两部分，科学史研究1500年以来的一般科学史与荷兰本土的科学史;科学基础部分主要是物理学基础与哲学，包括量子力学基础、统计物理学基础与时空哲学。
当然，在上述所提到的特色性的科学哲学研究机构之外，还有哥罗宁根(Groningen)大学哲学系、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哲学系、莱顿(Leiden)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在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他们都有各自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与主题，如哥罗宁根大学主要从事一般科学哲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关注知识与知识的发展，库伊佩斯(Theo Kuipers)教授就以一般科学哲学研究而著名，著有《从工具主义到建构的实在论》、《科学中的结构》，担任爱思维尔科学哲学手册一般科学哲学分册的主编。莱顿大学哲学系是荷兰认知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中心。
在技术哲学领域，荷兰学者在世界范围内绝对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陈昌曙教授总结性地称为荷兰学派。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在三所理工性质的大学中展开，包括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埃因霍温理工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屯特(Twente)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哲学研究属于技术、政策与管理系。其主要目的是研究与现代技术及其对社会影响相关的哲学问题，开设伦理与工程、科学技术哲学、论证与批判性思考的课程。他们为工程系学生们开设的课程和与工程系师生的密切互动使得他们能够更加贴近技术来研究技术哲学，对现代技术的本性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精辟的分析。他们的研究关注技术的基础与方法论问题，如技术人工物的本性、技术系统、社会－技术系统的本性、设计中的伦理学问题、技术的发展与执行、技术风险相关的伦理问题。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有哲学与伦理部，是工业工程与革新科学系中的一部分，关注于现代技术的伦理与科学问题。屯特大学哲学系主要致力于技术与工程科学的哲学与伦理学，试图在人文科学与工程科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形成对技术与工程科学和它们对社会影响的哲学理解。这三所大学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被国际评论委员会认为是杰出的，是国际领先的。此外三所大学还联合成立了3TU伦理与技术中心(3TU Center for Ethics and Technology)，集合了三所理工大学在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方面的专家，开展合作教学与研究，这也更加促进了荷兰在技术哲学研究上的优势。
四 学生培养
荷兰大学的设置与学位设置是由国家立法来规定的。曾经有一度哲学属于文学系，更强调它的文学的方面，而弱化了它与科学的联系。1961年，哲学研究与教学由核心交叉学科部门(central interfaculty unit)负责，独立于系。这一设置增加了科学哲学在哲学与大学中的比重，但是很少展开与特殊科学的联系，这与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哲学成为一门学科，专门用以研究其他学科很少研究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987年，核心交叉学科部门转变为哲学系，与其他院系相并列，开始有了独立的研究机构，更有利于学生的培养工作。
在荷兰大学里结合科学与哲学学习的人很少，后来由于学生经费的减少，同时拿两个本科学位的人就更少了。1993年引入了特殊学术领域内的哲学这一本科学位课程，对于科学哲学是有益的，现在所有的荷兰大学哲学系都提供，它会结合哲学与一门自然或社会或人文科学的课程，需要5年的学习时间。在英美，通常是一年或两年的研究生课程来从事科学哲学，而荷兰的大学很少提供此类研究生课程，在哲学上更没有。荷兰有博士(doctoraal)学位，在法律上与硕士学位是等价的，可以直接申请攻读博士。
博士则有专门的组织，博士生们要么是由大学资助的实习助教，要么是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OW)资助的实习研究员(具体到哲学上，由哲学与神学基金资助)。博士生们不再是学生，而是他们资助机构的雇佣者，他们一旦获准入学便像实验室成员一样展开自己的研究，同时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可以参与导师的研究项目以获得资助，当然他要有能力成为导师项目的合作者。这样一来培养博士很贵，使得荷兰哲学系的博士生远少于英国或北美的博士。近些年，荷兰的许多大学也开设英语的培养计划，招收国际学生，包括来自英国、中国、土耳其等国的许多学生赴荷兰攻读博士学位。
在全国范围内，荷兰也为研究者和学生们设置了一些非实体性的学院，如成立了科学、技术与现代文化研究院(Netherlands Graduate Research School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Modern Culture)，将荷兰的学者集中起来，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历史、社会与哲学。核心是科学技术研究，但也有许多的哲学、文化研究与革新研究。其活动是二重的，一是协助与激发研究;二是为博士生提供高级的指导。这一研究院在荷兰是官方认可的学术联合组织，由6所大学创办，13所大学或研究所共同参与，培养学生基本的学术与专业技能，如文本分析、网络分析、如何组织论文、写评论性文章、写基金的研究计划等，举办讨论班与暑期学校，激励学生间的交流。属于这一研究院的学生同时获得他们本学校的培养和该研究院的培养。自己的学校由研究所与导师负责培养学生的学术背景，研究院的培训让他们熟悉经典的和最新的理论与方法论。
具体针对哲学还设置有荷兰哲学研究学院(Dutch Research School for Philosophy)，通过为大学间的合作提供便利条件来强化全国的哲学学科发展，同时培养博士生和研究型的硕士生这些年轻学者。该研究学院主要为学生提供跨大学的课程、协调哲学学术课程并发布学术信息、开展暑期学校、研究培训等提高学生的研究活力，促进国内与国际的哲学研究合作和跨学科合作并作为全国哲学学科的学术联络点。这样一来，尽管有些单个大学中博士生们没有可供选修的课程，但全国性的研究学院和其他大学的课程都是可供选择的资源，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全国性的资源开展自己的研究。当然这一举国体制是与荷兰大学间的紧密合作相关的。
综观荷兰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可见其能够在不失传统研究风格的基础之上，紧跟国际哲学发展的主流，开创出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并获得国际学界的一致认同。而在其国内的研究，能够充分调动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人力，将跨学科、跨大学的合作开展得如此深入有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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