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显“天地之大德”——中、西、马哲学对话的旨趣之我见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张曙光
一
在中国，20世纪初，有东西方文化的比较；21世纪始，有中、西、马哲学三方学术的对话。
过去，人们经常用怀疑的口气问，跨文化的比较可能吗？现在则有人讥讽，中、西、马哲学的打通不过是“吹牛”而已。如果说，比较或对话旨在消除差异、实现同一，上述说法或许正确；而如果比较或对话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沟通，求同存异、存同求异，则为什么不可能呢？思想文化的比较、对话不过是人们每天都在进行的交往活动的基本方式而已。只要人们有交往、有联系，就有比较或对话，彼此之间就会有一定的理解和融通，虽然未必在思想观念上高度一致，但只要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有着利益的共同性和互依性，他们就会在交往和互动中相互适应与磨合，逐渐形成某种秩序，即形成直接关乎双方或各方基本利益的行为规则并给予遵循，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彼此接近的情感和一定的信任。
或曰，这指的是拥有同一文化的人们的情况，不同文化的比较或对话就根本不一样了。我的回答是，它们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根本上仍然是一回事。因为，其一，后来属于同一文化的民族原来在文化上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就是从原来地域性的鲁文化发展起来的，发展的过程充满坎坷，它自身也有因革损益，但最终主导了整个华夏民族；佛教自传入华夏之后，各宗派有亡有兴，禅宗之兴显然在于它的中国化，即使得佛教适应了中国传统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儒、佛、道在宋明以来也多有矛盾与冲突，表面上它们各不相让、相互驳难，“各道其所道”，但究其用心、观其成效，则多能通过他者重建自身；被后世称为“新儒家”的“理学”，一方面力辨三教之异同，另一方面则通过援佛入儒、援道入儒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儒、佛、道的融通。其二，即使拥有统一的文化并形成“大传统”，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的小文化也多种多样；任何文化都有内在矛盾，而非铁板一块。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差异，相互之间又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关系，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会既有“家族相似性”，又各有其个性和特色。更不必说由于人都有个体独立性与社会性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他们在观念和行为上往往既趋同又趋异，因而同一民族共同体内部也始终有一个需要经常对话、沟通的任务，否则他们也会随着社会的分工、分化而相互疏离甚至分裂、对抗。人类过去和现代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反复告诉人类，只有放弃凭借暴力、武力的对抗和征服，走向谈判、对话和协商，以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消除分裂，才能不断超越狭隘的、排他的利己主义取向，建立起与己与人都有益的生活秩序。在今天，跨民族、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变得愈来愈迫切，就是因为全球化使整个人类高度地互动、互依，不想共同毁灭，就要寻找共生双赢之道。
事实上，任何比较与对话，总是已经预设了相同的背景或承诺了共通的信念，而又要解决、打通许多不通的阻隔。比较或对话的前提就是有同有异。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是人类内部的文化比较；中、西、马哲学的对话，则是哲学“家族”内部不同形态的对话。“中”自不待言，“西”是早就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译介和理解着的学术，它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而“马”既是中国人所认同的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亦是马克思身后的各具民族文化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中西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继承创新的产物，具有某种亦此亦彼的中介性。所以，即使中西文化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双重差异，也决非不能相互理解和融通。文化比较与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说对话和沟通“有无可能”本不是问题，“如何可能”才是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事关具体方法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方法论问题。没有纯粹的方法，即方法不是单纯的技术技巧，方法与价值与本体总是相互区分与转化的。解释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文化的比较与对话，最后都要走向哲学。哲学，既不同于实证的科学，也不同于诉诸信仰的宗教；相对于前者，它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对未来的理想与希冀；相对于后者，它主张理性的怀疑和反思。而说到底，哲学作为人最高的自我意识或“觉解”，要调动并整合人的直觉、想象、反思与理解的各种能力，对人生在世的意义给予呈现和阐释。这在原则上也包括了文化比较与学术对话的矛盾关系的解答。
人类基于自身的直觉、体验和经验，知道自己是赋有时间向度的自觉的存在物，是必须自行开显和实现的可能性，因而始终处于一种过渡的、超越的即海德格尔所谓“绽出”的状态。就此而言，直接属于共时态的各种思想文化的比较和对话，有赖于参与双方或多方对未来的希望与期许。这种希望与期许意味着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改变的愿望。人类文明的创举和进化都是着眼于理想的未来，而对既有的生存样式的突破。只有那些发展出自我意识，有了对自由的向往而又懂得自我限定的人，才会意识到“从来如此”的许多习惯和行为的问题所在。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路来，这才是人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的体现。而路不仅在人的脚下，也早就作为可能潜在于大地之上。由此可知，人对未来的理想和期许，人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其实就是对人类本来的、原初的潜在性、可能性与生成性的自觉开显与实现。
中国当前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作为20世纪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继续和提升，正在摆脱过去由于中华民族处于弱势地位而纠缠着自负与自卑的双重矛盾心态，走出功利性、情绪化和表面化的考量。它虽然主要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但却是全球性的跨文化、跨民族的比较和对话的一个缩影。因而，这一比较和对话所要揭示的，就不止是一个民族的真理，而是整个人类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中国《易传》中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东西方创世的神话自不待言。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根子在这里。失掉了这个根子，后来的一切都不过是细枝末节，且注定枯萎衰败。西方思想文化的根子也通向这里。希腊的理性文化，希伯莱的信仰文化，不仅各自追求着永恒的理想人生，而且其相摩相荡，正是人的生命的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对基本矛盾的展开。而产生于现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为了克服现代社会的异化与苦难，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让每个人的自由成为所有人自由的前提。
二
当然，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性目前还是很大的，并且，其差异多为历史地形成的生活方式或观念的不同。如近代以来人们常说的，西方重彼岸信仰，中国重世俗关怀；西方讲身心二分，中国讲天人合一；西方文化是知识性的，中国文化是伦理性的，等等。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突破了这种表面的认知，懂得东西方文化其实都很复杂并且处于变化之中。如就东西方文化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起作用的语境而言，可以说都有其合理性、普遍性和全面性。因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的生存及其社会都有多向度和整体性的要求，他们不能不按此要求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而就人类所面对的现代全球性问题而言，东西方文化则都显示出某种局限或片面，因为全球性问题是现代人类的共同问题，而不再是东西方民族各自的问题。东西方的民族文化虽然是这些问题的重要成因，却难以直接地富有成效地给予解决。所以，19世纪以来，才有西方文化内部的反叛与突破，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西方文明的颠覆性批判和对“世界文学”即世界性文化产生的预言及共产主义理想，又如尼采猛烈抨击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督教道德，要重估一切价值并呼唤“超人”。而东方民族则在交织着强权与公理较量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论争中，长期徘徊在对西方文化欲迎又拒、对自身传统爱限交织的两难状态，这里面既有一定的融会贯通，又时常出现萨义德所说的“东方的更东方、西方的更西方”的现象。不准发现，所有这些文化批评和比较方面的问题，往往直接关乎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及其价值评判和选择，反映着人们各不相同的立场、利益、信念甚至偏好；价值问题和方法问题纠缠在一起，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是基于这一困局，“视角主义”受到人们的青睐。针对真理和本体问题上的绝对主义或独断论，“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力倡主体基于自身的境遇和视角的认识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人的眼睛不同于神的眼睛，它达不到全景式的“洞若观火”、“通晓一切”。然而，视角主义却带来了难以摆脱的相对主义问题，连大讲视界融合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未能给予根本性解决。而以笔者之见，“外视”而非“内观”“自明”的视角主义还是从认识论的理路发展来的，解释学也未能完全跳出这一窠臼，这是导致它主要从语言形式和技术性层面考虑问题的重要原因。就视角主义看重的“视角”而言，固然极其重要，但它作为人的外视即对象性认识不仅离不开人的内观即自我认识，离不开人的直觉与内省，而且可以看作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外显。进而言之，人的视角的相对性、特殊性不仅能够通过多向度的转换而超超相对和特殊，还必定能够反转来充实人的心灵世界，丰富人的自我认识，强化人的直觉和内省的能力。视角主义的相对性不过是生命自觉的对象性展开，也必定在生命的对象性活动中得到扬弃。
由此，我们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中、西、马哲学的对话，最应当关注和追究的，就不应当是它们现存的形态和表面的异同，而是在它们的深层活跃着的精神和跳动的脉搏，是它们得以孕育的土壤和生发的源头。把握住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发现，异不外于同，同不离于异；月映万川，殊途同归。那些看来似乎不可通约的差异与对立，不过是同一生命精神或信念在不同境遇下的表现而已。正如人们依据不同的制度安排采取不同的行动，并不说明他们的人性不同一样。这里不存在不可跨越的壁垒或不可理喻的怪癖，却可以有展示生命多样而自由的各好其好、各美其美。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①。于是，我们才会得出，当代文化比较和对话的根本旨趣即在于开显“天地之大德曰生”。由“生”这一源头活水，顺流而下，我们才能梳理出各民族在不同境遇和历史阶段的具体生存样式，对各民族思想文化的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并对其未来的命运给出某种预见和希望。
“天地之大德曰生。”作为天地之大德的“生”，是最基本的事实，也是最根本的价值。它从时间上看是生生不息的长生久视之道，从空间上看则是地球上生命的共生、人类的共生之德。“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②这里所谓的“价值”不过是大自然的自行呈现、自动生发，亦是人类按照自然和自身之天性的自我外化、自我实现。天地生物且生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③“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④物生然后有人生，而人生又高于物生。因为只有人才能自觉天地之大德，替天行道、生养化育，厚德载物、与天地参。时间性的自然生机主义与生存论的当下生命意识活动在此贯通。
利生就是仁，就是义，就是善；害生则为残，则为贼，则为恶。善相对于恶而又高于恶；恶是善的堕落而善是恶的拯救与出路。人类所谓的方向和超越，就是由恶转善、弃恶从善，也就是向着一切人的自由而和谐的生存提升。因此，人类相互之间才必须重人道、崇良善，禁侵害、黜恶行。由于人类内部总是有竞争，于是“恶”便曾充当人们生存竞争的手段，进而充当历史运动的杠杆。但与善相对因而也相通的“恶”，其合理性的限度正在于它的目的是善，能够充当善的有限的手段。善要借恶而行，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但只要人类的文化还不足以将他们的生存竞争引导到公平的、互利的方向上，将他们的价值取向引导到精神的、艺术的追求上来，他们就难以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难以达至“人类”这一高贵的称谓所意味着的价值与意义。当代全球化问题所昭示的，是人类已经走到了前所未有的临界点，只有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觉晤，以共生共荣为方向和目的，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天地生物生人的大德，实现自由而圆满的生命意义，实现生生不息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道不远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⑤孔夫子的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进行中、西、马哲学对话的一个根本性的提示。
【注释】
①《中庸》。
②《老子·五十一章》。
③《周易·系辞下》。
④《周易·序卦传》。
⑤《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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