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宋明理学的分析
文章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六期
薛勇民，马兰
(红足1—世足球网，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孔颜乐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孔颜乐处”体现了深邃的生态哲学智慧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在个体身心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中体会到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乐，是一种与天道合一、浑然与物同体、与理合一以及与良知合一的生态道德境界。
关键词:宋明理学;孔颜乐处;生态伦理;道德境界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 2013) 06－0014－06
“孔颜乐处”的典故出自《论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自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令二程兄弟“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以来，“孔颜乐处”成为贯穿宋明理学始终的核心问题为人们所推崇。“寻孔颜乐处”就是寻求一个寄身心性命于物外而又将个体融入境遇中的完美人格和理想境界。对于“孔颜乐处”的真谛和实质，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解读。我们认为，“孔颜乐处”作为一种理想人格的表征，是一种超然随顺、无所窒碍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超越功利、超越世俗的圣贤气象，是在个体身心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体会到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乐。同时也是一种心泰身安、从容自得的超然境界，是一种与天道合一、“浑然与物同体”、与理合一、与良知合一的天人合一境界。一定意义上讲，“宋明理学完成了人学形上学，把提高人的心灵境界作为根本任务，因此，理学亦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境界说。”［1］292
一 诚中之乐:与天道合一的境界
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开启了宋明理学“孔颜乐处”问题的研究。他以《太极图》为基础，提出一个由无极、太极、动静、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乐”乃以生成万物的“诚”合而为一之乐。在此基础上，张载进而提出了“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2］131“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2］130从而形成了宋明理学与天道合一的人生目标。
(一)心泰无不足之乐
周敦颐以光风霁月般的道德人格，表达了“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的超凡脱俗的圣贤气象，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孔颜乐处”的人生境界。周敦颐在《通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描述，是其“孔颜乐处”理想道德境界的生动展现: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富至贵、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3］38
富贵奢华的物质生活是人人所向往的，但是世界上有比富贵更可爱更值得追寻的东西，那就是“大”，有了这个“大”，便能舍弃“小”。其“大”指的是与富贵权力所不同的“至富至贵、可爱可求”的“道”与“德”，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3］41有了这个“大”，才能够心泰，不慕不求，内心平和舒畅，心中无所畏惧，视富贵贫穷如一，对旦夕祸福、人生各种境遇泰然处之。其实，这就体现了儒家追求的万物一体的天地境界和与“圣人齐”的“至乐”。那么与“圣人齐”又是怎样一种境界呢?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3］31这就是说，圣人乃是“诚”的体现，圣人境界的根本就是“诚”。因而，“只有将个体完全融入自然界，并与天地万物的‘诚’合而为一，通过心性涵养的境界体会出来，既有‘生生不息’之意，也有‘吟风弄月’之闲，更有‘成人’、‘成物’之志。从中蕴含的是一种以‘诚’为中心的高尚人格。’”［4］可见，“诚”不仅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中心，也是其“乐”的重要表现。
(二)与天道合一之乐
既然“孔颜乐处”是与“诚”为一体的乐，以“诚”为一体的理想道德境界，那么这个“诚”又如何理解呢?周敦颐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3］31这时，诚具有了本体的意义和天道的属性，同时也具有了伦理道德的性质，即“性焉安焉之谓圣”的道德律令，与“诚”合一就是与真实无妄的“天道”合一的境界和“无我”的境界，亦即与伦理道德规范的合一。因而“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3］36显然，“诚”以阴阳生万物，具有生生之意，同时也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诚”的境界也是张载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他的“诚”突出了性与天道的统一，即“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2］130“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2］239故“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世间万事万物初始于天道化生，天地仁心生生万物，“‘天道’”是自然发生的，它不顾人为的意愿和要求。它是非人化的，但并不是非人性的。尽管人类懂得‘天道’大体而言对个人的思想和意愿毫不关心，不为所动，但我们并不认为它冷漠、疏远或遥不可及。实际上，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天道’不可脱离的一部分，正如山川河流一样，是‘大化’合法的存有，是‘气’之流动所产生的结果。”［5］可见，“孔颜乐处”作为与“天道”合一的境界，是个体超越了物我之私、无所窒碍、不累于物、不役于人、心物交融、物我两忘的天地境界;与“天道”合一之乐就是人与万物和谐共生、遂生遂性的自由和“大乐”。在这个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理想世界里，人类能够以平常心为乐，以美好的大自然为乐，以天地参为乐。而要达到这个以“诚”为一体与“天道”合一的理想境界，则必须“极高明而道中庸”，要“穷理”、“尽性”。
二 仁者之乐: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
“宋明儒家，在哲学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实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6］在对“孔颜乐处”境界问题的追寻上，程颢提出了“浑然与物同体说”、“天地万物一体说”。他认为，“孔颜乐处”就是一种“仁者”之乐、与物同体之乐，是一种自由闲适、得道不忧之乐，这种“乐”消除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达到了“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理学家把仁从伦理境界提升为宇宙境界，具有超伦理、超道德的意义。”［1］306这是对“仁”的境界的进一步深化，是一种在最广阔的范围内对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的自觉，因而是儒家生态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
(一)万物一体之乐
“在中国哲学家眼里，自然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生命力——连续、神圣和动态的生命力。但在试图理解构成自然之活力的血液和呼吸时，他们摸清了其亘古不衰的规律是合并而不是分离，是融合而不是离散，是联合而不是分裂。无数生命力的小溪互相汇合与协作，构成了永恒流动的特色。”［5］“在程颢看来，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7］“孔颜乐处”就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物我合一大乐，是“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体验。从而将“仁”的境界提升到了一个宇宙关怀的高度，体现了一种对深厚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境界的向往。
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8］66“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8］65在这里，“仁”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本质，包括了全体之德，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更是人对万物的爱护。一气贯通，血脉相连。如同手足痿痹，气血不能贯通，就是不仁，人如果不能体认到万物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爱惜万物，就是麻木不仁之人。在这个“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里，“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起念，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8］84人如果只看重自己的生命而不管他人、他物的生命，这就是为私欲所遮蔽，是个体之乐。真正的大乐就是“放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8］84将自己放在与人同、与物同的境地里，这就是一种整体之乐，是一种“万物一体”之仁的大乐。如著名的《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以及《秋日偶成》二首:“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其所以能“乐”，在于“我心处处自优游”，在于与人同乐，与物同乐，与“无限”同乐。
人作为德性主体，应该参赞天地之化育，负起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重大责任。程颢不仅毕生追寻“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关心国家、社会的生态问题。他对于砍伐树木、川泽渔猎进行警告，并且严格山虞泽衡之禁。张载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民胞物与”说，也将“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民为同胞，物为同类，其“大心体物”也具有仁者气象。
(二) 自由闲适之乐
在程颢看来，既然“孔颜乐处”是超越物我之私、仁者浑然与物一体的理想道德境界，体现为一种“万物各遂其性”、天人合一的大乐，那么，这种“乐”就是自由、活泼、闲适、率性、自然。在这个万物一体的理想道德境界里，“‘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8］111万物生生不息，充满生意，人们能够体悟到万物生命的律动，自然界生命的活力，有了这种真切的体会，就是活泼泼地。如果没有真切的体会，人为私欲所遮蔽，那只是空弄精神罢了，人是人，物是物，没有任何关联。
理学家最喜观天地生物气象，观草以知造化生意，观鱼以见万物自得意，“观鸡刍”体会“仁”的道理。“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程颢《游月陂》)的悠闲随性，“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旧去年春”(程颢《戏题》)的安然静谧，“心闲不为管弦乐，道胜岂因名利荣”(程颢《游紫阁山》)的身心顺泰，“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朱熹《出山道中口占》)的自由率直。此乃内心深处的生命体验，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乐趣无非这般:超越了物我界限，生命与天地之化合一。二程弟子谢良佐评论程颢《偶成》诗:“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有见。明道先生在鄂县作主簿时，有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看他心胸真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这里，胸怀摆得开，就是一种心胸的洒落大度，顺其自然，率性而为，如同曾点气象，在真己的自然流露中身心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在程颢看来，“泰山为高矣，然泰山顶上已不属泰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8］113只要心中平和宁静，不为外物所累，那么即使做了尧舜之事也不会在心中掀起一点涟漪。此乃一种无事之累，无我之心，一种物我两忘、不沾滞于事物的形迹、无入而不自得的超然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如程颢所言，要“定性”即“定心”，克服私欲，扩充仁心，不执着不留恋任何外事，顺其自然，顺性而为。
三 循理之乐:与理合一的境界
实现圣贤境界是宋明理学家的理想追求和人生终极价值，也是程颐、朱熹哲学的内在旨归。他们认为，“孔颜乐处”是心与理一，身心与自然规律法则、社会制度规范等合一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之乐，同时也是一种天人合一、“大而化之”的理想道德境界。
(一)己与理一之乐
程颐认为，“孔颜乐处”就是一种己与理一、与理合一、天人合一的“大而化之”的道德境界，其“大而化，则己与理一，一则无己”。［8］189“孔颜乐处”贵在“循理”，正是因为循理，人们才能够感到身心安泰，如果役于物的话，就会徒生很多烦恼忧愁。但若“循理”，则先要“识理”。程颐在程颢“天理”基础上提出“性即理”。程颐认为，“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8］254“须是知得了，方能乐得。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须是知了，方得行。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8］235－236也就是说，只要知道了什么是理，才能“知得”，然后“力行”，这样才能体会到循理之乐。他认为，“理”就是事物的规则原理，这种“理”可以理解为自然的规律法则，也可以是社会的制度、规范。只要人们能够识得此理，遵守自然规律法则及社会制度规范，那么就会获得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之乐。他说:“古人言‘乐循理之谓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乐也。才到乐时，便是循理而乐，不循理不为乐，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须勉强也。’”［8］235无疑，这种乐是自然而然的循理之乐，“人的思想言行完全自然而然地符合‘理’、‘道’，所有的规范、规律不再是对人的一种束缚，而是潜移默化成内在思想、行为的方式、方法”，［9］不需要任何勉强造作就可以产生的自得之乐。这是因为，当人们遵从大自然的本性，顺而循之，人与自然就会和谐统一，人们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满足感，就会快乐。当人们遵守社会制度规范，严谨恪守，人与人、人与社会就会和谐顺畅，自己和他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充分满足，就会快乐。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8］242一切现象之中皆有理存在，人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探究并遵循这个理性所支配的秩序。因此，要通过对物的穷究从而认识“天理”以达到“性”的自觉，那就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8］237当然，这个穷理不是格一物而万物皆知，而是穷理亦多端，“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8］237
(二)浑然一理之乐
朱熹认为，“孔颜乐处”是心与理一、浑然一理的最高道德境界，同时也是天人一理、万物一体、万物各得其所的悠然之乐。在这个“心中天理流行”的境界里，没有任何阻隔，人与己一，物与己一，也就是“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10］124达到这个境界，就能够“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10］124由于一心之内只有天理流行，故而能够做到不计较任何功利得失，物我没有任何分割，胸中泰然，岂有不乐?同时，这个“心中天理流行”的圣人境界也是“诚”和“仁”的境界。可以说，“诚”和“仁”体现了浑然一理之境。其中，诚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本体境界，“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10］32;仁则是一种生生之理，即“仁者，心之德、爱之理。”［10］187;这里，“孔颜乐处”不仅体现了朱熹生态哲学的理想道德境界，也体现了真善美理想境界的追寻。
在朱熹看来，“理”是唯一的，万物得“理”以为本，理寓于具体事物中，即“理一分殊”。亦即每一事物都有一个理，且每一事物之理是不同的，如“舟只可行之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11］61“且如大黄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黄不可为附子，附子不可为大黄”。［11］61鸢飞鱼跃，鸢如何飞，都不能跃于渊，鱼如何跃，都不能戾于天。因此，“对每个具体事物的认识也就是对理的把握，对理的把握就存在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之中。”［12］虽然不能够格尽天下之物，却能够穷尽天下万物之理。为此，朱熹指出要将“孔颜乐处”这一理想道德境界落到实处就需要一定的心地功夫。“孔颜乐处”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做功夫的问题，也是一个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首先，居敬的功夫。这里所敬畏的就是本在的理，“敬是常惺惺法，以敬为主，皆百事皆从此做去。”［11］2851其次，格物致知。格物是即物而穷其理，致知是德性之知，格物的最终目的就是穷究事物之理。格物范围极其广泛，包括世间万事万物，“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麦麻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饶;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11］420通过对具体每一事物之理的深刻领会，才能达到对理的认识。最后，戒慎恐惧。要求在敬畏天理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四 心安之乐:与良知合一的境界
“对新儒者而言，最主要的是心境”。［13］与程朱理学将“孔颜乐处”理解为心与理一、一心纯粹天理境界不同，以陈献章、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家认为，“孔颜乐处”是每个人心中的自然、自得之乐，是无事无为、无善无恶、良知本体之乐，体现了一种“与天同一”、“万物一体”的生态道德境界和人生的终极价值。
(一)自然之乐
明代著名哲学家陈献章认为，“孔颜乐处”是自然自得之乐，表现为一种鸢飞鱼跃、超然活泼、无滞无碍、自然而然的天人合一之境。“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14］192－193“富贵非乐，湖山为乐;湖山虽乐，若自得者之无愧怍哉!”［14］275在陈献
章看来，“孔颜乐处”不是“曲肱陋巷”所致，而是内心的无事无为，安然自得，“仲尼饮水曲肱，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将求之曲肱饮水耶?求之陋巷耶?抑无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乐耶?”［14］47“一痕春水一条烟，化化生生各自然”，(《观物》)“高著一双无极眼，间看宇宙万回春”，(《泉石为顺德张氏题》)“朔风吹雪满江天，我只弄我桐江钓”，(《寒江独钓》)“东山月出时，我在观溟处”。(《浮螺得月》)这种闲适悠然、胸中洒落的逸趣，乃是一种“悠然得趣与山水之中，超然用意于薄书之外”的理想道德境界。这种“自然之乐”与程颢的“仁者之乐”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指一种洒落自得的天人合一之境。故而人们应该顺应天道，不应有过多的人为造作。
为了达到这种明朗澄静的“自然之乐”及“鸢飞鱼跃”、活泼自得、“与天地万物同体”的理想道德境界，陈献章指出需要一定的涵养功夫，即“孟子功夫”，也就是“虚”、“静”等修养路径。通过回到本真自我，诉诸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来获得自身超越。此外，陈献章本人很重视曾点气象，认为曾点气象是无内外之别，活泼无滞，物我为一。他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口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若无孟子功夫，骤而语之，以曾点见趣，一似说梦。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点浮云过目，安事推乎?”［14］217曾点气象若无孟子功夫，那么就“一似说梦”。这种功夫首先是“虚静”。动静合一，有无一体，无欲无求，就是“义理须到融液处，操存须到洒落处”。［14］131其次是“静坐”。“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由“静坐”达到自得、自然的境界，使内心宁静，胸中无任何滞碍。
(二)良知本体之乐
王阳明接着陈献章的“自然之乐”，将“孔颜乐处”理解为“良知本体之乐”，并把这一理想道德境界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和人生的终极价值。“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宇宙万物生命与己为一，要在这种天地境界中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理想社会抱负。他认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15］190“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15］285天理必须通过良知而呈现出来。这个良知如何理解?良知是“在新儒家哲学中和‘道德意识’最接近的”，［16］这个良知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一种“灵明”，故“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15］341－342良知不仅是人的主宰，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这样，万物一体的境界便是良知呈现的境界。
同时，这个境界也是乐的境界。王阳明认为“乐是心之本体”。“孔颜乐处”这种理想道德境界就是本体之乐的体现，是万物生生之理的流行，是生命本真悠然自得的状态。“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15］184－185作为心之本体的真乐虽然不同于七情之乐，但是人人皆有，圣凡皆同，只不过“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15］185普通人不知道这一真乐的存在，向外苦苦寻觅，忧愁痛苦自然由此而生，但乐仍然在心，一旦体认到这一道理，那“孔颜乐处”的圣人境界就呈现了。王阳明也认为，这种乐不仅是与生俱来，而且也是无善无恶，无所执着，自然虚静，无滞无碍，致中至和。当遇大故、于哀哭时，“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15］303这种哭就是自然而然，顺心而为，心、理、情三者统一，大哭即是“乐”，如果此时不哀哭，那么就是私意遮蔽本体，就不是“乐”了。
而要达到这一本体之乐，那就要“致良知”。圣人和普通人的区别不是有没有良知，而是众人的良知被遮蔽很多，故而人们必须在良知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真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15］248人要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达到与物同体的理想道德境界，就要将私欲遮蔽去除，实现良知的澄明无蔽，“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15］335
五 结语
综上所述，崇尚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对于高尚人格和理想道德境界有一种强烈的诉求。“孔颜乐处”作为贯穿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寻“孔颜乐处”之真谛，就可以窥到宋明理学家们思想的精髓和旨趣。理学家不同于其他时期儒家之处，便是这种对与天道合一的境界、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与理合一的境界以及与良知合一的境界的追求。因而回望千年之前宋明理学家们追寻“孔颜乐处”的睿智豁达，对于当今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作用。
当今社会工业文明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也出现了个人身心失衡，人们在迷茫中深陷于功利世界不能自拔，唯利是图、精神困顿、道德滑坡以及焦虑恐慌等心灵问题日益严重，同时也出现了大气污染、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土地沙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一个个体生存都无法保证的环境里，乐又从何而来呢?所以，“只有对‘问题’进行自觉性的思考，并提出解决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能是有真价值的理论”。［17］
因而，寻“孔颜乐处”，就是要能够辩证地思考人生，正确对待人生的得失荣辱、寿夭祸福，超越名利欲望的束缚，树立乐以忘忧、知足常乐的人生信__念，既要安于贫贱，也要安于富贵，身心恬淡，泰然自若，笑看云卷云舒，静观花开花落，能够在与天地万物的融合中实现生命的永恒和人生的价值，在身心与天地同流的和合中找回心灵环保的精神家园，在感受生命的充实快乐与大自然的合畅中找到身心安泰的快乐。当然，“孔颜乐处”作为一种纯粹至高的理想道德境界，要在当今社会现实中得以真正塑造，并非易事，需要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但只要能够时刻内省自己，保持内心本真的自我，追寻完美的人格理想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一定会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个人身心的和谐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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