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2期
邢 媛 (红足1—世足球网，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文章通过有意义的个性选择是自我确证主体的内在诉求、自我确证是个体实现精神归属的理性观照、追求安全自在的生活是自我确证的实践旨趣三个部分，阐明自我确证的充分实现是人作为独特性主体存在的必然需求，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所在。
关键词:自我;生命安全;自我确证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4)02－0046－06
伴随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人类陷入空前的社会冲突与个人焦虑之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成为时代的现实状况。对此，学者们给予了多方面的思考和研究，探究其根源，寻求消解冲突的方法。在诸多的分析中，文化分裂被看成是导致社会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于是，文化认同问题陡然间成为显学，成为破解社会冲突的一个核心理念。在文化认同的理性思考中，身份认同、意识形态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及自我确证等，构成其主要的研究内容。在本文中，我们尝试就文化认同中的自我确证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系统地回答为什么有意义的个性选择是自我确证主体的内在诉求、自我确证何以成为主体精神归属的理性观照以及追求生命本体的安全自在是自我确证的实践旨趣等问题，尝试说明社会主体内在紧张的根源以及自我确证在文化认同中的意义与实质，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有意义的个性选择是自我确证主体的内在诉求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自我确证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事实上，自古希腊哲学以降，“我是谁”就一直构成哲学思考和探讨的主题。唯科学主义与工业文明的昌盛带来的精神迷失和人文关怀骤减，又加剧了人们关于自我的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是我、我怎么成为了现在的我、理想的我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怎样成为理想中的我、我和他人有什么不同等等问题，伴随着人类发展进入了不同的生命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形式。美国学者卢文格认为，在英语中，诸如“I”、“me”、“self”和“ego”都可以表示“自我”［1］4，韦尔德认为，自我代表一个人的思考方向，即一切有目的的活动。［2］177在我们看来，哲学上的自我确证是指对自我存在意义的确认，是对个体有目的的活动本质的理解。在今天，自我确证之所以成为哲学思考的一个焦点，是与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走向密切关联的，是人面对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展开的关于人的存在样式、质量等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自我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理性思考的反映。正是对自我本性的不同思考、回答与追求，才有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生命个体的丰富多彩。自我确证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主体性定义，它是走向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的精神观照。
在当今世界，有意义的个性选择首先体现为主体的价值认同，其中尤以对物品文化的个人喜好和选择为核心，体现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自主性。
伴随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世界市场的繁荣，同类产品的竞争越来越超越了产品使用价值的范畴，产品市场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消费者的价值认同，即建立在使用价值基础之上的文化价值。文化意识的价值差异、审美取向等主体性因素成为消费行为的主要考虑因素，某一种商品是否蕴含和体现消费者的主体性因素，不仅内在地决定着该商品的可能选择人群，而且决定着使用该商品的人的身份符号，或社会结构的层级隐喻。就此而论，从社会有了阶层分化以来，尽管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相近，但不同阶层的人展开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时，所使用的具体产品却有颇大差异，加之具体内容的增减，从而形象直观地将不同阶层的人的身份表现出来。在当代，物质产品的形态差异越来越小，其直接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弱，但由于不同产品蕴含的文化及其文化背景各异，此种各异的文化属性通过产品的市场化符号———品牌体现出来，于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品牌选择，不同的社会阶层会有相对集中的品牌消费。但就这种消费的实质来讲，其意在于彰显自己与他人的差异，换言之，对物品的使用是在物质层面对自我的一种认同和确证。
价值选择以特殊的消费模式体现出文化认同的评价意义，尤其是当这些消费模式被群体本身视为符号性组成部分时，显示出在地区与地区之间文化上的本质区别以及社会经济阶层和生活方式的对立，显示出群体之间“我们是谁”和“他们是谁”的区分。［3］337亦如布迪厄所说，社会认同是被界定的，是在差别中被确认的［4］191，对物品的价值选择相对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差别。
其次，有意义的个性选择反映主体生存的独立人格与自我尊严。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在现实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中，具有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的人格特征，表现为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从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经过唯科学主义盛行的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繁盛的物质文明背后，却是自我的囚禁，甚至丢失，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哀鸣，绝不仅仅是学者的话语警醒，而是对现代性状况的事实上的文化反思。尽管人是动物，有着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的生理需求，但人是社会动物，是具有高级精神活动的理性动物，这就将人和其他物种区别开来。高级精神活动不仅将人与动物区别开，而且也将人与人的世界区别开，此种精神活动的凝结物———文化，更是成为人与人相区别的社会性遗传基因，因此，人对所属文化的探求成为其社会性存在的归属性追求，人对自己独特性存在的文化界定，更成为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的必然需求，因为人的主体性差异才是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差异的载体，也就是说，精神活动及其文化追求，是人彰显自我存在的独立性与必要性的理性诉求，是人界定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固有需求。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也是自我尊重心理极强的人，展现自我是确证自己存在的基本形式，尽管在现时代自我认同表现得互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自我表现为多元的和混合的。［5］52
第三，有意义的个性选择确证着主体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体验。从文化发展的现实背景来看，基于对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的反思而形成的后现代文化，越来越倡导一种多元、个性的认知价值，自我成为后现代文化着力彰显的主题，也因为此，有人把后现代文化称之为是第二次浪潮。［6］268如果说，科学助人理解大自然，技术发明为生活提供便利，艺术使人实现精神体验［7］21，那么，这些为了人的科学认知，体现的是自我对外部世界的拓展与掌控，是自我内心世界的丰富，而精神与精神体验则是内心世界丰富与否的核心。
个性选择是个体发展的表征。在物质生产能力极大发展的时代，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的问题已初步解决，蕴含在使用价值之后的其他价值及其功能也就相应地被放大，人类的行为越来越趋于审美的需要，亦即意义的追求与体验，成为个体行动的推动力量，于是，审美的需求和个性化的展现，成为物质丰盈时代的显在方式。事实上，“只有审美的自我才是真正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8］47］，“当我们的动作出自我们整个人格时，当动作把人格表现出来时，当动作与人格之间有着那种不可言状的相像，如同艺术家与其作品之间有时所有的那样时，我们就是自由的。”［8］47自由的自我才可能是真正的自我，真正的自我才会听从内心之爱的召唤，才可能在自我认同的价值视域中行动，而这样的行为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只有在实现了自我存在的相对自由，在真正属于自我的审美体验中才有可能实现，即只有集社会性与个体性为一体的自我认同才能实现。
二 自我确证是个体实现精神归属的理性观照
自我确证不仅仅体现为有意义的个性选择，同样也体现为个体追求自我的精神归属，它是一个伴随人类理智发展而进步的自然过程，是自我借助于理性对自身本性的整体观照。
首先，自我确证是伴随人类理智的发展过程逐步实现的。
早在古希腊，开人类理性认识先河的苏格拉底就发出认识你自己的呼唤，到今天科技似乎可以复制一个完全生物的我，人类对我是谁的认识方法、视角虽有突破性进步，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并未真正完成。
当近代工业革命基于科学理性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开始直面自身的现实力量，意识到自我的命运并不是掌握在超现实的上帝手中，从而产生了人就是人的上帝的理念，开始用理性的光辉来照射自我和主体，诚如笛卡尔所说，“‘我’表示由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本质所构成的自由的意识———‘我’是一个自主的主体，它能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并能够自动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9］85－86
一旦人类主体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至上性，展现主体的存在就成为不可抑制的，并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支配一切的意识形式中得到充分表现。这种至上性的意识，在现实的人类活动中以对外在世界的科学认识和对自然世界的改造为标志凸显出来，造就了经典自然科学和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
自我在理性认识发展中的觉醒和本质显现是一个过程，是伴随人类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进程而走向深入的，尤其是当外在对象越来越被人类掌控和利用，却出现了对象以一种异己的力量与自身相对立的状况，即出现了人的异化。基于马克思的研究人们认识到，最早对这种异化现象有所感悟并给出深入理解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卢梭认识到，现实的繁华和一切进步，只是在个人完善化方向上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却把人类引向没落。［10］120在他看来，“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发展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10］149因此，人类应该消除这种不平等，而走向真正的平等。张一兵认为，卢梭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观，其实“映现着一个强烈的强调人类主体意志的目的论，他是在要求人的自我确证，要求人在历史发展中应该具有的历史地位。”［11］11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卢梭关于人类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进步与异化的现实悖论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并借此从人的劳动异化入手深刻分析了社会进步的动力与自我异化内在深刻的关系，认识到异化的克服只能诉诸废弃私有制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185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的自我确证的真正实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是人向自身、向社会人的复归，其中，理性将起到根本的作用。
其次，自我确证是理性整体运用的结果。
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人类对自我确证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越来越显示出人的存在本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逻辑地看，自我确证是人类藉理性整体运用逐步趋向自我的本质的。
整体上看，我或自我具有非常鲜明的基于自我觉醒之上的概念设计与行动控制力的意识，在此种意识中，自我通过概念图式、价值感、社会认同度及身份特质的觉知等要素，形成了自我确证的整体方式，从而强化着自我的存在感，求得自身的“本体性安全”，其中，自我图式是关于我是谁的最终判定者。
自我图式是自我确证的认知基础，既包含着对自己个人生物学身份的认识，也包含着对个体社会身份的明确界定，是关于个体身份属性的“是”与“不是”的回答，因此，它有着价值预设的心理的和生存态度的倾向。正是通过对“是”或“不是”关于自我的身份记忆的经验性回答，自我图式才被建构出来。对此，伏尔泰讲“‘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我今天的身份很明显是来自于我昨天的经历，以及它在我身体和意识中留下的痕迹。———我的记忆由回忆构成，但不仅仅是回忆，它还包含了很多因素，吸收了我们称为‘集体记忆’的东西。”［13］33
自我价值感是建立在个人认识精准与否和行动有效与否的实践经验之上，并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较而形成的自尊度，是从个体和社会认同两个维度，做出的对自我图式的确证和修护。社会认同度侧重于他人的评价，侧重于所属文化的价值、审美和伦理判断，是一种个体同他人、环境相融合并得到积极肯定———赞赏的经验抽象。自我的身份特质是人作为群体性社会存在的主要形式，也是对我是谁图式最有效的影响要素，自我身份的多元性决定了自我展现形式的多样化。社会我的获得和社会对此的评价，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和社会认同感。
根据社会学家米德的看法，自我总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它就存在于我们与他人持续不断的对话中，从而构成了自我了解、自我关注和自我尊重的基础。因此，当我们在一种更广泛的公共意义上学会接受“他人的态度”时，成熟的自我才能觉醒。接受“他人的态度”和被他人接受是一种认可，是在群体中找寻超越当前的社会规范的和更高的道德标准，以应对自我在群体中的困难。［14］168群体中自我之间的冲突总是使自我体验到自己的存在，强化对自我的反思态度，并去验证当前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和规范是否需要被修正。个体以自己的价值观抵御群体价值观总是使自我陷入困境，因此，融入群体是自我的理性选择，是在各种暗示中得到自我的深化和信条的释放，使个体有能力扮演他人的角色，捍卫群体的价值观念，共享道德价值，展开理性基础上的交往和彼此的确认。
自我的构成要素与人生境界有着非常高的契合度。我国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根据人的精神自由的程度，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欲求的境界、求实的境界、道德的境界和审美的境界。［8］174－175基于张世英先生的观点，我们认为，在欲求境界中的人是无自我意识与自我观念的人，至少是仅仅停留在生物性需求存在的阶段;求实阶段的人，有着清晰的主客之分，自我作为主体有着强烈的认知外部世界的欲求，人的精神自由度、对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大大提高了。但这个阶段的自我是隐藏在群体之中的，其个体性与独特性未能自主表达，即还不是自主的自我。因为认识自然可以获得自由，但被动地屈从于自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的认知欲求与其功利心紧密相连，主体的自由始终存在着对象的抵抗，即“单纯的科学不能使人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8］186，这是因为科学是建立在牺牲自我的叙事基础之上的缘故。［15］7第三阶段的境界是道德的境界。此阶段的主体有了“好人与坏人的意识，以致达到对他人负有责任和义务意义的道德责任———有了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8］188这时，个体从与他人和群体的关系中凸显出来，并且通过与他人和群体的关系佐证并彰显着自我的主体性特征。但此时的自我，经历着自我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冲突，“每个人只有通过他人承认其自我意识着的，才能找到自我的真实性。”［8］190就是说，社会的认同度与自我身份的特质及其价值感，深刻地影响着自我的图式，并会因此而使得自我对自我图式进行修订。最后阶段就是审美的境界，这是人生的最高阶段，也是最理想的阶段，是把“对象融入自我之中，而达到的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8］192自我在客体中成了一种具体的存在，“我是谁”的概念与现实的对象达到了一种实际的同一，客体具有了从主体延伸出来的美学效应，主客体在这里实现了共融、共享。自我因此而充分展示了独特性，并有效确证了关于“我是谁”的概念图式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人摆脱物质的羁绊，追求美的存在，是将美深藏于内心世界的人，“凡将艺术宝藏珍藏于内心的人，都是通向天堂的精神金字塔的共建者，令人称美。”［7］66
事实上，自我是在生物学基础上，通过对我是谁的整体认知预设和社会我的履职实践，逐渐构建着“我是谁”，并努力成为那个理想的我，这一过程伴随了个体生命的每一个环节和人生的每一阶段，都表现为关于我是谁的不同回答，都是对我为什么是我并因此而与他人区别开来的认知求证过程。为此，人总是找寻不同的手段显示自我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特殊性，如穿不同的服装、用不同的语言、占据不同的社会结构位置等等，人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在构建着自我，同时，也确证着自我。如果说生产实践的展开形式，是自我确证的基础形式，社会性交往则是自我确证的一般形式。“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审美经常利用个人兴趣来培养情感和趣味上的共通感，从而可以在实际上已被竞争和自利所分裂的社会中形成一种凝聚力”［9］151，此种凝聚力，是我属于谁的一种精神与文化的认同性归属。精神与心灵的安放，才是自我的真正归属性获得，是个体生命安全的本质所在。
三 追求安全自在的生活是自我确证的实践旨趣
首先，追求安全自在的生活是社会主体基于实践活动，在自我确证的过程中对认同空间的构建。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强烈的社会冲突，人的普遍的焦虑油然而生，不安全感和被控制感使人的心理发生巨大的扭曲。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似乎时刻处在被剥夺的状态，一个人的生活时刻处在被监控的境况，会产生多么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自在感，而这是与人的本性上的安全与自在特征完全不相容的，因此，人在现时的自我确证其实是在呼唤自己心灵的安宁，呼唤安全自在的生活，于是才有了所谓回归田园的思乡曲，有了挽救身体的后身体文化［16］17，有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建构认同空间的欲望和行为。
著名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认为，认同空间的建构是一个有活力的运作者，它将经济的和文化的过程连接在一起。它是欲望的源泉，因此，也是产生表述性图式的特定动机。［17］257这就是说，为使自我得到安宁，社会主体必须建构一个认同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能够安全自在地生活。显然，这个空间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建构出来的，它既是实践活动本身，也是主体的目的与欲望。这个空间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能够把经济的和文化的过程连接在一起，其中，经济的因素是空间存在的基础，文化的因素是特定的传统，是习得性和遗传性。弗里德曼把建构这样的认同空间戏称为实践中的自恋，表达主体以缺乏将自我界定成自主事物那种体验为特征的状态，其实就是主体的不安或缺失。为使这样一个空间能够顺利地建构起来，作为自我的主体首先必须赢得一个安全自在的职业，这个职业既能够提供个人生存的经济基础，又能够融入文化的框架之内。
我们知道，职业活动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或社会行为。在社会分工产生以来，尤其是社会化生产以来，职业活动是社会人满足自我最基本的生存所必须开展的生存性社会劳动，它是人获得社会性交换资本的基础，也是满足人的存在的必要手段，如果“人类劳动的产品是人类自身的客观表现”［18］111，那么，职业化劳动就是人为了维持自身存在所不得不进行的劳动，它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性确证，但这是一类人或一群人的确证途径，而不是个体性的。换句话说，职业活动是人作为社会人的群体性确证方式，尽管凸显了人的社会性，但并没有满足人与人相区别的心理与精神需求，也未能满足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的精神皈依，于是，人就会迷茫、不安，因此，具有文化性的社会劳动对于个体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具有文化特征的劳动才能充分地确证自我的存在。
文化在认同空间中的存在是以主体的认同以及闲暇时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称之为自由时间)中的自我创意过程实现的。“闲暇之时间犹如室中之空隙”［19］150，“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是受教化最深的人。”［19］149这里，林语堂先生尽管使用的是悠闲而非休闲，但是在我们看来，二者所指是一致的。就是说，休闲是精神产品诞生的途径，是人类用智慧感受生活之美的方式，是让行动的节奏慢下来，给忙碌的生活留出一个自由的视野，这种“精神上的屋前空地”(林语堂语)因文化的差异有不同的认知，因个体的不同而有分别，但只要是人，在任何境况下都会有这种属于人的独特精神活动的需求，因为没有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就不可能有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体悟，就不可能有人及人的崇高性咀嚼。事实上，在物质产品相对丰富的时代，职业化的社会劳动伴随丰富的文化生活以及自主休闲，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安全自在生活的特征，也是消除社会紧张和焦虑的基本手段。
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委员会主席伊莎瓦·穆迪在《休闲:通向人类福祉与社会和谐之路》一文的开篇第一句就讲，“休闲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拯救者之一”［20］20，我国休闲学的开拓者之一马惠娣认为“休闲是人类精神的美丽家园。”［21］我国著名国画大师范曾把休闲理解为“人类心灵的救赎。”［20］31美国休闲学家杰弗瑞·戈比则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22］15戈比的认识告诉我们，在存在性需求满足之后，人着力追求的是与他人相异的优越性存在形式，是能够让自我心灵安宁和愉悦的、具有自我特质的形式，是作为自我整体性存在的生活方式重要组成部分的形式。事实上，人们通过不同形式的闲暇实践方式，回答并修正着我是谁的概念图式，因此，休闲行为与“我是谁”的概念图式，在这里具有互构的意义与功能，换句话说，“我是谁”引领着社会实践的具体方式，而社会实践展开的具体形式和空间，进一步又被赋予意义与价值的结构和身份，使得自我在社会性的认同度和自我存在的价值感中，进一步完成对主体自身存在意义的确证。
其次，追求安全自在的生活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自我确证的符号表征与交往实践。
在自我营造的认同空间中，职业实践意味着主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闲暇的文化创造意味着主体的个性化生存价值，概略地说，它们都是以符号形式表征着主体的人生意义和人的社会交往实践。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会职业，表明他缺少以符号表征的社会头衔，因而，他的社会交往就被限制，甚至被剥夺，且不说他在社会认同空间中缺乏经济基础，同样也意味着丧失了交往权力，远离了政治的话语权，感觉不安全和不自在;相反，那些拥有很好社会职业和社会权利的人，他的身份符号将是耀眼夺目的，安全感和自在感也是超乎寻常的，总是掌握话语权，掌握交往实践的主动性。
就闲暇时间个体的文化创造来说，它体现着主体的价值观及行为取向，“行为者是基于自己的历史和个人角色来进行有意义的选择”［23］5，“个体决定自己的行动，虽然这种个人决定会受到社会力量或其他因素的影响”［23］7，人类追求自我实现的实践活动表明，“每一个行为者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置身于个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10］10，因此，它是个体摆脱了心理学上的遵奉阶段而走向了超越群体压力的境界，安全自在的生活是在人的社会性、群体性存在下，实现的一种具有自我独特性展现的社会存在，是一种具有普遍属性的特殊呈现，因此，它具有一种结构与身份的普遍特征，正因为此，个体才获得了阶层性与群体性的归属感，进而对我是谁做了社会意义上的基本确证，事实上，在如何安全自在生活这个问题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在考虑自我认同与内心喜爱的基础上，必然也会考虑阶层与群体等结构性的文化认同因素。一个人闲暇性的文化创造愈多，他在群体中的认同度就愈高，符号表征的意义就愈突出，交往实践的空间就愈大。诚如霍尔所说，表征是经由语言对意义的生产。在表征中，我们运用被组织为各种不同语言的符号同他人作意义交流。语言能使用符号去象征、代表或指称所谓“现实”的世界中的各种物、人及事。在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反映、模仿或一对一相称的关系。意义是在语言范围内，在各种不同的表征系统中或者通过它们而被产生出来的。意义是被表征的实践和“运作”产生出来的。它是经由意指(也就是意义的生产)实践而得以建构的。［24］28正是人的实践活动中“意义”的需要催生了他的自我确证，从而丰富了文化自身。
对个体追求安全自在的生活的这种考量，始终伴随在个体生命的演进中，但不论个体如何变、社会如何变，“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上总有某种始终如一的自我特性。变化总是基于自我的，而自我已经成为可识别的存在”［22］73，此种可识别性体现为个体对生命意义的不同理解与追求，体现为承载这些意义与价值的不同形式或手段，它蕴含了一种对生命的意义与个性之美理解的行为形式，甚至是将自我从日常生活世界的工具性存在中拯救出来的“天使之一”，因为，“在日常的规范性行动中，我们只是按照我们在工具性的来往活动中所学会的那些信号阐发世界，这种信号只是向我们显示了有效行动的可能性。———就此而言，现实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现实不再受到目的行动的控制而得以展开的情况下———才能更加丰富地、更加综合地进入人的经验领域。”［25］86也就是说，它可以将人的整体性存在还原，自我在这种还原性的世界中，更好地感知生活世界的真实，升华对日常生活的体验，领悟生命的美好与价值所在。由此可见，安全自在的生活追求，能够在物质与文化的基础上，为个体提供一种精神性存在的展现方式，个体因此而拥有或获得与他人的本质区别，彰显自我的独特性，体现自我的价值认同，固化“我是谁”的理念预设，美化与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精神是一种力量，精神内涵只有通过对物质主义的抵抗与超越，才能真正诞生。”［7］21作为包含自我精神特质的闲暇时间的实践内容与形式，休闲就成为保持自我同一性的最佳选择，尽管不是唯一选择。所以，我们应秉持对“心灵的求美特性，推动精神金字塔，缓慢而坚定地前行。”［7］119
四 结语
首先，在飞速发展与变化的现时代，自我确证问题比之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它是人在变化莫测的现实境况中找寻失落的意义和重拾信心的核心内容，是人自身消解压力和求得身心安宁的必然举措。因此，自我确证是人积极地入世的一种根本方式，是赢得人的实践力量的基本形式和手段。
其次，自我确证是当今时代人类普遍的自觉行为，它所展现的是群体中个体存在的价值及其认同，是社会之于人和人之于社会双向互动的意义，是一种有意义的个性选择和表达，反映主体的认知价值、审美体验、独立人格与自我尊严，体现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自主性。
第三，自我确证也是主体在联系紧密和社会互动不断加强的现实生存境况中寻找精神归属的一种努力，是人类本质上乐观主义的显现方式和道德境界的体现，尽管现实的自我总是处在冲突和焦虑的状态。
第四，自我确证是一个过程，尽管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障碍，甚至有外在的异己力量的产生，然而，每一时代的自我都会给予理性的进步而展现自身的意义，并且在整体的认知图式的导引下，使自我得到安放，成为社会实践的内在驱动力，自我也借此过程不断获得新生。
第五，自我确证是文化认同的一个基本内容，它通过构建文化认同空间把自己的经济状况和闲暇的文化创造密切关联起来，以特定的符号形式表征主体的地位和诸多人格特征，形成社会交往的系统，从而营造属于自己的生存氛围，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追求安全自在的生活。
第六，自我确证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体现了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性，藉此找寻并捍卫人的精神世界，使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相协调，使社会发展与个体生存相协调，使自我安宁与文化创造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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