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4年第3期
王智慧 魏屹东
内容提要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错综复杂。在科学繁荣的当代，宗教的发展困境在于既要保持神对人类世界的影响力，又要寻求与科学相融通，以解除因后者的进步而带来的威胁。客观分析，宗教与科学存在根本差异但并不必然对立，在走向融合的过程中亦会偶有摩擦，科学应当在进步的同时找到接纳宗教的理由，而宗教应在不断调适中选择恰当的方式与科学共存。
关键词 宗教 科学 对立 融合 解释
科学与宗教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对立与斗争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二者冲突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达尔文进化论与基督创世论之间关于生命起源的不同解释。上世纪末，快速发展的认知科学与进化论结盟介入宗教研究，形成了一门旨在“解释”宗教的学科———宗教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of Religion)，对宗教的起源与传播提出了新的科学见解，而21世纪初席卷全球的新无神论(New Atheism)运动更是将“解构”宗教作为价值目标，主张以世俗人文精神取代宗教信仰。宗教认知科学的兴起与新无神论风潮再次引发了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情绪，促使人们在当代语境下重新审视科学与宗教关系。
一、对宗教合理性的反思
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宗教的新诠释必将影响人们对宗教的信任度，这迫使宗教因合法性问题不断改变。刘小枫教授认为，宗教的真正困境在于神并非所有时候都回应人的祈求。而如果信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神的悲天悯人的属性甚至于能力将会受到质疑。现实情况是，自称是上帝子民的犹太人，二战中却遭灭顶之灾，他们曾百般祈求上帝的拯救，但大屠杀依然降临。奥斯维辛之后，部分信仰之人一度开始怀疑上帝的可靠性，尽管仍然有人对上帝深信不疑。正如刘小枫所言:“基督信仰如果是生活的品质，就不能回避历史经验中的困惑，无论这一困惑出自个体经历还是集体经历。”①信徒有理由知晓他们的祈求上帝为何不垂听，是因为“不关心”还是“做不到”?前者与宗教一直宣称的上帝之仁慈与博爱不符，而后者与神学家所谓上帝的“全知”与“全能”相悖。《圣经》云:“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若上帝关心人，他不可能在人们需要他的时候袖手旁观，如果他保持沉默，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神不再是全知全能的。然而，“如果上帝不是被设想为全能的，或我的生活不是被设想为上帝预定的掌握之中的，祈求就不会向这位上帝吁请;反之，上帝没有干预(应答)，祈求行为本身就会受到怀疑。”①而这样的怀疑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将变得更为频繁。
然而上帝从来不缺少辩护者。依据过程神学的理解，“上帝的活动是以世界的回应为基础的，但上帝并不能保证这种回应不出任何舛误，故世界有恶。”②因此，并不能将所有责任让上帝一个人承担。作为过程神学代表人物，怀特海拒绝“死板地重复祖先的情况”。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将上帝视为“第一推动者”，也不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在他那里，过程是最根本的，而上帝是正在生成之中的，故不应将任何成功与失败都归于上帝。③而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为宗教辩护的方式是将神性秩序与自然秩序分离，为神力所及的范围划界，但是，这种做法与《圣经》存在矛盾。
虽然怀特海认识到，宗教应积极面对变化，以保持旧日权威。但是，宗教如果想在合法性上突破科学的障碍，就得在“权力”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科学始终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即便如此，其快速的发展仍然令某些宗教教义显得不合时宜。在寻求合法性的道路上，宗教理论的革新既大胆又危险，当创世论不再有能力压倒进化论的时候，那么，宗教只能寻找一种方式让二者共存，然而，这样的变革常常伴随着失去基本教义派支持的风险。无论如何，与科学相比，全知全能的神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故新的宗教解释一直强调应当重新理解上帝，重新理解上帝与人和世界的关系，以此说明为什么在信徒们深处苦难之中而神却未能招之即来。
神学家还喜欢用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信仰证明科学与宗教可以保持更加积极的关系。但道金斯认为，科学家信仰宗教并不能说明宗教是合理的。一方面，信仰宗教的科学家是少数;另一方面，有些科学家其实将宗教理解为一种超验的情感而非神灵崇拜。爱因斯坦认为自己信仰斯宾诺莎“泛神论”意义上的上帝，也就是“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④简言之，爱因斯坦不信仰人格化的上帝，他所理解的宗教最重要“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⑤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在年轻的时候相信宗教，但是2011年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大脑就像电脑，当零件破损后它就会停止工作。对于破损的电脑来说，没有天堂或者来世，那只是为怕死之人编织的童话故事。”⑥虽然我们不能据此断定霍金已经倒向了无神论一方，但这些话的确不像一个虔诚基督徒的表白。
宗教需要合理的解释，但我并不确定真正虔诚的信徒是不是很在乎这些解释。信仰与信任类似，有时候不需要理由，是发自内心的虔诚，这种内在的思维机理不太可能因为解释的不同而发生本质的变化。宗教信仰的神奇之处并不在于合理性，理性的解释有时不能代替坚定的信念，强调宗教与科学融合可能是那些崇尚宗教的理论家们的事，而虔诚地请求神的护佑则是普通信众的基本诉求。宗教需要一种神学解释，以便找到能与科学长期和谐相处的途径，但同时，也应该兼顾那些虔诚信仰者的内心接受度，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二、对科学局限性的反思
科学同样具有局限性。犹太哲学家海舍尔批评人类过分重视技术而面临的精神困境，他并非用宗教反科学，而是强调宗教能帮助人们拒斥日益庸俗化的倾向。其实科学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因为科学本身并不作价值判断，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对待科学，如何利用科学。大卫·格里芬承认人们在对待科学上存在误解，曾认为科学必然与一种祛魅的世界观联盟，其实科学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崇尚物质自然主义、决定论、还原论以及虚无主义，因而排斥自由、价值以及我们生活中对终极意义的信念。”①
科学的重要性有时因它的无处不在而被忽略了，以至于我们觉得它带来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叶秀山教授认为“严格地来说，科学原本就是人类一种‘解救’方式，虽然它原本并无宗教意义上的‘赎罪’的意义在内，但仍有‘克服———超越’‘死亡’的意思蕴含其中，而并非一般的‘谋生———生存’手段。科学并非只限于‘工具理性’;要说‘工具’，则应在‘道路’的意义上来理解成人类‘解放’的‘手段’。”②对于现代人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失去上帝，而是回到科学蒙昧的时代。人类社会工具化的倾向其实源于自己的短视，而非科学本身。科学的精彩不但在于其无限的创造性及永恒的探索精神，而且也可以介入生活意义的讨论，一旦科学与一些人类永恒的价值联系起来，那么，它就不仅仅是实用的，而且也是崇高的。即便如此，以一种谦卑的态度面对任何人类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化仍然相当重要，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决定论是不可取的、甚至是狂妄的。
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波金霍尔主张科学与宗教融合，在他看来，“科学的非人格化的洞见，需要辅以人类其他种类的寻觅真理与理解的人格化洞见。”③因为科学知识只是处理事物的实用工具，并不反映宇宙的精神。过程哲学家大卫·格里芬等也强调用后现代科学取代现代科学，让科学与宗教、道德结盟，从单纯征服改造自然的工具，变成顺应自然的人类生存手段。后现代科学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宇宙观，其中包含宗教所塑造的人类生活理想，也包含世俗的伦理道德，科学将作为一项人类事业而非权宜的工具，这样我们就“摆脱了在敬仰科学和尊重基本的价值观之间的痛苦的抉择。”④
三、小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反思，就是对人类存在方式的反思。
对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宗教与科学关系，我们应当抱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对于人类而言，科学的进步固然重要，精神价值的传承同样必不可少。对宗教的理解应当超越简单的正负判断模式，而回归生存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考察。现代宗教已越来越多地以一种特殊的情感机制存在，以一种私人化的生活方式存在，信仰宗教的人们并不执拗地因信仰而否定科学，而是将宗教作为个人生活哲学及价值选择，这样的宗教是科学不容易干涉的。而以科学的特质和价值观，它虽然不太可能主动回避与宗教的冲突，但在笔者看来，采取一种更加理性和宽容的方式与宗教相处应当是最明智的选择。
作者单位：王智慧，红足1—世足球网、白城师范学院;
魏屹东，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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