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科学时代寻求信仰理解的可能性，是威廉·詹姆斯哲学思考的主要目的。为了实现宗教与科学的融合，詹姆斯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在对大量个人神秘的宗教体验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门“宗教科学”，即以心理学所公认的“潜意识的自我”解释宗教经验中个人与“还有”的会合，使宗教现象成为能够为科学所分析的事物。
关键词：詹姆斯；宗教科学；宗教经验；潜意识的自我
中图分类号：B7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11－0069－0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复兴中的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研究”（10YJC720022）、山西大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博士专项项目“威廉·詹姆斯的宗教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宗教在威廉·詹姆斯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其理论学说的目的，但詹姆斯是心理学家、哲学家，却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学家，唯一的宗教学方面著作《宗教经验种种》，无论写作的内容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与众不同的。他说： “我既不是神学家，也不精通宗教的历史，更不是人类学家。我特别熟悉的，只有心理学这一门学问。在心理学者看来，人的宗教倾向至少同人之心性的其他事实一样有趣。因此，作为一个心理学者，我似乎自然应该邀请你们一同去描述性地考察一下那些宗教倾向。假如这个研究是心理学的，它的主题就不是宗教的制度，而必然是宗教的感情和宗教的冲动；而且，仅限于那些有文献记载的比较发达的主观现象，它们都是由口齿清晰、完全自觉的人在敬奉和自叙的文字里记述的。”
因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个人的宗教体验也成为詹姆斯宗教研究的特色，他和曾经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同事的霍尔（Hall, G.S.）成为美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心理学在19 世纪末至20 世纪20 年代在美国出现，其根本原因正如斯塔伯克在《心理学原理》导言中所说的， “科学已经征服无数个知识领域。现在，它正在跨入一个最为复杂而难于接近并在所有领域中最神圣的领域———宗教”。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使科学和宗教得以融合、并存而不冲突，正是詹姆斯致力要实现的目的，而这一努力在《宗教经验种种》中便表现为建立一门“宗教科学” （Science of Religions）的尝试。
二、宗教与科学的融合
詹姆斯的父亲去世后不久，1883 年1 月6 日詹姆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你必须承担责任，让我更多地理解父亲意义上的宗教对人的心灵生活和命运具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按照父亲的说法，这并非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但对其他人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培里据此认为《宗教经验种种》便是对这个誓言的履行，是詹姆斯对父亲尽的孝道。詹姆斯的宗教关怀的确与父亲的影响分不开，其宗教观中对个人宗教的关注以及描写个人的宗教体验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也跟老亨利一致。据此认为《宗教经验种种》是对父亲的纪念有几分道理，但对詹姆斯来说，其意义决不仅止于此。
同样面对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詹姆斯捍卫宗教信仰的方式与老亨利有很大的差异。在老亨利这里，科学是作为宗教信仰的对立面存在的，是人们通向上帝之路的障碍，应当全力打压并清除。而对经历过现代科学洗礼同时也经历过精神危机的詹姆斯来说，科学与宗教是能够调和并且也应该调和的。科学的发现使自然宗教破产、使我们无法毫无保留地信仰上帝，这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人的本性中含有一种天生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心灵，它只承认实际可感触到的事实”，所以硬要那些已经接收到科学信息的人否定或抛弃它是违背人性的不妥之举，而一旦接受到科学的训练再想抛弃它也很困难。同样，宗教信仰源于人的内心深处对不可知世界的想望和假设，而这个不可知的世界是科学不能触及的领域，只要宇宙中还存在未知、不确定的部分，人们就有权利设想，有权利相信自己的假设。科学与宗教都不能构成打压另一方的理由，既然如此，何不将二者融合在一起，这样既能够尊重科学事实又可以满足人的宗教需求。
怎样融合？在詹姆斯生活的19 世纪中后期，科学与宗教并非势均力敌，进化论的提出使宗教在科学面前节节败退。科学的力量在于它能够提供确切的事实证明自己的正确，使人信服，在于它能够转化为技术给生活带来便利；而宗教却与不可知相联，除了个人的宗教体验无法拿出证据说服他人，而这种个人经验又是无法展现和传递的。因此，除非出现一种新的科学发现来推翻旧有的科学“真理”，否则，一种科学理论被确立的同时也就具有了权威性，在下一个能够解释更多现象、具有更多内涵的理论出现之前———这段时间的长短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和某个天才人物的灵光一现（这其中包含着必然和偶然的因素，难以预测），它很难被驳倒。而且，科学发现是极少数天才型的人物才能深入的领域，普通大众只能仰望而没有能力触及，更何谈反驳？科学发现是一种事实判断，想要驳倒它只能通过另一种事实判断，即科学领域的问题只能通过科学的手段加以解决，所以老亨利那么猛烈地攻击科学也只能从道德领域来指责它，认为它将人贬入物质类别，归于动物的、植物的甚至无机物的祖先。这种指责对科学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丝毫不影响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
宗教则不然，除却宗教历史、宗教派别的教义教规、经典典籍这样的具有专业性神学内容的文献，似乎任何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对宗教指手画脚，因为“宗教意味着个人独自产生的某些情感、行为和经验，使他觉得自己和他所认为的神圣对象发生关系”，这种神圣对象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就给了那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而没有宗教情感的人以最大的攻击目标。况且，世界上有这么多种宗教派别，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信仰对象，每个都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最好的，相互之间谁也不能说服谁，既然如此这世间究竟应该服从哪一个的法则？事实上，这样的非难对于有宗教情感的人来说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几乎也不可能动摇其信仰，正如一个牧师在对神的存在有了切身的感受后所说的那样， “从那时起，我所听说的有关上帝存在证明的讨论，没有一个能够动摇我的信仰。既然我曾经感受了神灵的存在，便不会长期丢失它。我关于上帝存在的最可靠的证据，植根于圣灵显现的时刻，得自那种最高经验的记忆，还有从阅读和反省获得的信念，相信所有曾经看见上帝的人具有某种相同的经验”。或者如那个《宗教经验种种》中的瑞士人在临现感记录中所言， “上帝，虽然看不见，但是就在面前；他不为我的感官所觉察，我的意识却能感知他”。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这便是有信仰的人与没有信仰的人之间的分歧所在。
真正对宗教造成冲击的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物进化论直接将矛头指向上帝创世说，该理论以丰富的科学事实为依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正如赫胥黎所评价的那样， “达尔文理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它不过把大量的各种事实，用思考的线索连结起来……，这个理论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我认为，这是对物种起源的最好解释，没有再好的了”。所以，进化论很快便赢得生物学家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它不是那些对科学一窍不通的主教们或神学家们单凭来自道德领域的攻击和谩骂能应付得来的。面对进化论的强大攻势，一些神学家小心回避该理论与《圣经》的冲突，也有一些人，比如英国皇家学会的赫顿神父、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阿萨·格雷，认为进化论中也含有自然神创论的观点，二者是可以融合的。詹姆斯也强调科学与宗教的融合，不过目的并不在于挽救上帝的权威，而是出于人性的考虑，使那些具有宗教情感的人在科学时代仍能找到坚定自己的信仰的理由，其融合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詹姆斯的宗教观念里，上帝只是一个摆设，至于它是否是宇宙的创造者不是詹姆斯所关心的，他关注的是宗教信仰在活生生的现实人生中的意义，强调的是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勇敢面对人生的一切困难和挑战以获得救赎。借用柳巴（Leuba） 教授的话来表述， “问题实际上可以这么提出，上帝不是被认识，也不是被理解，而是被使用———有时当作肉食的供应人，有时作为道德的支持，有时成为朋友，有时则成为爱的对象。假如上帝证明自己是有用的，宗教意识就别无他求了。至于上帝真的存在吗？上帝如何存在？上帝是什么？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归根结底，宗教的目的不是上帝，而是生活，更多的生活，更广阔、更丰富、更满意的生活。无论在哪一个发展层面上，热爱生活就是宗教的冲动”
所以，面对达尔文进化论，詹姆斯并不像那些主教、牧师、神学家那样恐慌，相反，他很愉快地接受了它，那时他还在哈佛劳伦斯学院求学，是解剖学老师杰弗里斯·怀曼向他讲授的这个理论。此时的詹姆斯尚沉浸在科学的巨大解释能力所带来的喜悦中，对宗教信仰没有切身的感受，直到1872 年发生他自己称之为“宗教疾病”的精神危机，他才意识到宗教信仰在许多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
面对被传统基督教视为大敌的“自然选择”理论所造成的冲击，要置之不理一味回避吗？詹姆斯认为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而且，当时的美国宗教经过启蒙运动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后，已经逐渐由清教主义转向宗教个人主义，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这实际上最大程度地减缓了科学对宗教的冲击，使二者可以并存。
詹姆斯将进化论与宗教相融合的方式很特别，他认为“进化论”为宗教信仰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宗教带来了新的生机，比如进化论使“不朽”的民主成为可能，比如我们从进化论身上看到了一种新的自然宗教基础，即“宇宙进化的思想助长了一种普遍向善（meliorism）和进步的学说，完全适合健康心灵的宗教需要，好像整个学说就是为它们创立的。我们同一代人，有许多或者受过科学方面的训练，或者喜欢阅读通俗科学，而且，内心里开始反感正统的基督教，觉得它的结构僵硬且不合理，因此，他们从乐观主义的态度解释‘进化论’，用它取代他们生来就面临的宗教”。
在詹姆斯看来，要想让宗教在科学时代真正得以立足，莫过于建立一门宗教科学，他为此做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宗教经验种种》中。1900 年4 月12 日在给友人莫斯（France Morse）的信中在谈到《宗教经验种种》的主题时他说： “我给自己设定的问题很难：第一，捍卫（一反我的‘阶级’偏见） ‘经验’，反对将‘哲学’作为世界宗教生活的支柱———我的意思指祈祷、引导，以及所有私人直接感受到的那类东西，反对将我们的命运和世界的意义持高贵的、普遍的观点；第二，使听众和读者相信我自己坚信不移的东西，即，尽管宗教的所有特殊宣示都是荒谬的（我指它的教义和理论），然而，整个宗教生活却是人类最重要的功能。恐怕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可能将失败；但是，尝试它是我的宗教行为。”这应该才是詹姆斯准备吉福德讲座内容的真正目的所在。
三、宗教科学的建立
詹姆斯在给莫斯的信中谈到的两点目的，第一个是重中之重，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第二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且后者在他之前出版的《信仰的意志》和《人之不朽》中都有过论述。因而，在此我们将焦点放在第一个问题上。詹姆斯为自己设定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建立一门宗教科学的问题。
1. 对“绝对哲学”的批判
詹姆斯认为在宗教科学成立的问题上，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对将“哲学”作为世界宗教生活的支柱。这里所说的“哲学”指的理性主义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和罗伊斯、布拉德雷的黑格尔主义，这种哲学的抱负是“驱逐神秘和荒谬，收回她所涉足的所有领域。摆脱暧昧而固执的个人信念，走上对一切思想者都行之有效的客观真理之路”。詹姆斯认为，建立宗教科学需要借助于哲学、运用到理性，这本无可厚非。宗教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宗教，它源于个人的情感和本能，这种个人的宗教体验往往带有某种神秘甚至是荒谬的成分，若想将其阐述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事物，必须从众多个人的宗教经验中寻找到一种普遍的事实，这正是理性的工作；个人在将自身的宗教体验通过语言或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以交流时，也必须借助于理性；况且人是拥有思想意识的物种，除了无意识状态，理性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人的各项活动中。因此，概念和建构是建立一门宗教科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哲学可在其中充当调解员和仲裁者的角色，调解不同假设之间的冲突，裁决一方对另一方的建构提出的种种批判。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的前提是其研究的内容应该是宗教经验，而不是像“宗教中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比如“教义神学” （dogmatic theology）或“绝对哲学”）那样， “企图单独凭借理性的资源，或者，通过逻辑理性从非主观的事实出发进行严格的推论，以建构宗教对象”。理性在建构宗教科学里所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归纳、批判和解释的，而非形而上学和演绎的。正因为如此，詹姆斯才认为这些人构建的根本不是宗教科学。更何况，他们对宗教的理论建构根本不能为公众普遍接受。
以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为例，这个问题的论证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证明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这种单纯基于理性的逻辑推论并没有打消非信徒的质疑，不能将宗教论断从暧昧和神秘中解救出来，上帝存在的证明只能让信仰者更坚定，不信仰者继续怀疑。这完全在于宗教科学的建立不能超越个人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情感而变成纯粹的理性，因为宗教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活生生的个人体验，这是一种实在的情感，且从对诸多个人的宗教经验的考察来看，信仰的信念的确可以转化为行动力对实际的人生产生影响，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证明个人信仰对象的实在性？所以，宗教科学应该以宗教经验为基础，缺少它宗教都成了空中楼阁，更不要说宗教科学了。
在此，詹姆斯否定的“哲学”只是理性主义哲学，他认为哲学在宗教科学上是有用武之地的， “哲学可以通过比较，排除定义中的局部成分和偶然成分。它可以祛除包在教义以及崇拜外部的历史外壳。哲学将自发的宗教观念与自然科学的成果加以对照，可以把科学认为荒谬或悖理的一些教义革除”。不过，在詹姆斯看来现存的哲学没有一种能够满足人的宗教需要，他将现存哲学按照哲学家的喜好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前者虽然有宗教信仰却不关注实际的事物，后者同事实相联却不包含宗教性，所以他提出了一种能够融合二者的新的哲学———实用主义———为宗教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在《宗教经验种种》里詹姆斯只是适当地引用了一下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原则”，没有额外的论述，在进行吉福德讲座时，他的哲学思想还只是个大纲。
2. 关于宗教科学的一个假设
詹姆斯想要建立一门像物理学那样的宗教科学，使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能因为信任而接受它。这里的“它”指的是宗教科学而非宗教信仰，因为“事物的知识并不等于事物本身”，就如同精神科专家了解神经性疾病的各种诱发原因、症状，也能提出相应的救治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家也有这方面的疾病。詹姆斯建立宗教科学的目的并不是用它来代替现有宗教，它也不可能代替宗教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功能。
在对宗教与宗教科学作了分析后，詹姆斯不得不承认建立一门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宗教科学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宗教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活生生的宗教经验，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以自然事物、自然现象为内容并从中抽象出科学理论，这种科学理论或定律依据于自然事实同样也能指导人们认识自然。自然科学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而宗教经验与宗教科学却存在矛盾，前者是个人的、情感的，后者却是要抛弃个人的成分，包括个人的宗教情感或者说是“个人对自己私人命运的关怀”，而这正是宗教生活的“轴心”所在，我们无法想象若摒弃了一切个人因素宗教还会剩下什么，宗教科学若抛弃了宗教最本质的内容还能称为宗教的科学吗？若反过来推想，假定宗教科学已经成立， “假定它同意，宗教作为积极的东西，包含着对理想实在的信念，相信我们通过祈祷与它们交流时，做了实际工作，并有某种实在的事物发生”，它是否能够依据科学和一般的哲学，对这种“对理想实在的信念”真的做出判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作出判定？詹姆斯认为无法断定。科学是唯物的，信仰的信念是属“灵”的范畴，本就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内，或者说科学研究本身就排斥宗教信仰，尤其宗教经验往往还带有某种暧昧、神秘甚至荒谬的色彩，这是科学所不能容忍的。至于一般的哲学所倾向的理性主义概念同宗教信仰也没有实在的关系。
所以，宗教科学的建立本身就有着内在的困难。不过詹姆斯并没有因此放弃，虽然不能建立像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宗教科学，但可以退而求其次，通过某个连接点“使宗教与科学的其他部分保持联系”，这也是宗教科学的职责之一，詹姆斯找到心理学作为宗教和科学的连接点。
詹姆斯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宗教派别，其教义也是千差万别，个人的信仰经历更是带有特殊性，但是在所有有差别的宗教表现里，有一点是所有的宗教派别、所有的信教者所共有的，即“不安”和“不安的解决”，前者是“觉得我们的自然状态有什么‘不对劲’”，后者是“觉得与更崇高的力量进行真正的接触后，我们的不对劲消除了”。也就是说，宗教意味着个人与某种更崇高力量的会合，并且这种会合能够给人生带来实际的好处。詹姆斯总结出四点适用于各种宗教现象的概括：“它们涉及分裂的自我及其斗争；包括个人中心的改变与低劣自我的投降；表明出手相助的力量似乎来自外部，说明我们与它会合的感受；而且，它们证明我们的安全感和快乐感是正当的。”
由于各派宗教对各自信仰对象的称呼不同，为避免纷争也为了能在更大程度上对宗教加以概括，詹姆斯用“还有” （MORE）来指称所有宗教信仰的对象，不同的信仰者都会对此给出自己的称呼，或者是上帝、真主，或者是多位神，或者是潜藏于世界永恒结构中的理想趋势。紧接着到了“宗教科学” （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 建立的关键，即运用怎样的科学理论解释宗教经验中个人与“还有”的会合，使宗教现象成为能够为科学所分析的事物。
詹姆斯认为可以借助于已经为心理学所公认的“潜意识的自我” （Subconscious Self）———如迈尔斯所说“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心理实存，比他知道的要广阔的多” ———来完成宗教与科学的组建。
于是，詹姆斯很谨慎地提出自己关于宗教科学的一个假设，即“我们在宗教经验中感觉接触到的‘还有’（MORE），无论它那遥远的方面是什么在更高的方面，就是我们的意识生活向潜意识延续。我们将一个公认的心理事实作为基础，并以此为出发点，似乎保持了与‘科学’的接触———这正是普通神学家所缺乏的。同时，又可以证明神学家的主张，即宗教徒为外部力量所驱动，因为以客观现象的形式出现，向主体暗示一种外来的控制，正是潜意识领域侵袭作用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宗教生活中，这种控制被感受为‘更高’ （Higher）；但是，按我们的假设，控制者主要是我们自己潜伏于心灵的高级能力，因此，我们与外在力量的会合感的确是对某种东西的感受，不仅貌似真实，而且比实际上也真实”。
将宗教体验的瞬间或过程（因为时间上有长有短）解释为意识生活向潜意识的延续，的确具有科学解释的力量，毕竟的确存在潜意识领域，而个人与信仰对象的交流也的确属于人的意识范畴。但如果继续追问，问题就出现了。以基督信仰为例，既然詹姆斯这样解释信仰，也就是说上帝是与人的潜意识领域相联系的。这有两种解释，或者上帝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领域，或者上帝是只能为人的潜意识所感知的存在，前者把上帝视作个人潜意识的一种设想，后者认为上帝是实在的。而且，我们对潜意识领域的了解太少，事实上，我们常把无法用理性解释的东西归到人的潜意识领域，詹姆斯用“潜意识的自我”来解释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在用一种神秘解释另一种神秘，只是神秘的程度不同罢了。我们也承认个人的宗教体验中对上帝的感受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被感受对象的上帝就是实在的，或许它只是一种幻觉。詹姆斯认为对上帝的信仰对信教者的生活的确产生了影响，所以上帝是存在的，不过，这只是信教者的一个额外的信念，它可以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也可以是一种想象上的存在，但只要信仰它，它是哪一种存在并不真的那么重要。
尽管詹姆斯提出的“宗教科学”的假设仍然不能打消非信教者的疑虑，但正如他给莫斯的信里说的那样，这本身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个“假设”上打住，不再追问“还有”的实在性，詹姆斯对宗教信仰的阐释还是有道理的。
结论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 “自20世纪70 年代以来，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最为成功、发展最快速的跨学科研究之一”。“不仅有关的学术论著以几何数激增，专门探讨对话的研究中心亦相继成立。甚至顶尖学府如普林斯顿、剑桥和牛津等亦先后在90 年代创设有关科学与宗教的专职教席。此外，不少大学及神学院都开办有关科学与宗教的科目，并获得很好的反应。”
在寻求科学与宗教融合的道路上，詹姆斯无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试图建立一门“宗教科学”的尝试便是其中之一。尽管考察的过程中他承认这一想法无法实现，但用心理学作为沟通科学和宗教的桥梁却为解释和捍卫宗教信仰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一方面可以坚定信仰者的信念，尤其是对那些因为宗教的冲击而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的人；另一方面也能给非信仰者一个理性的解释，即便不能因此而变成有宗教信仰的人，但至少能增进对宗教的了解，使他们意识到，并不能简单地把宗教信仰归为荒谬或神秘之物而将其排除在理性之外，其存在也能够从科学上寻找到依据。
信仰终归是人的信仰，我们完全可以期待通过对人的宗教情感、宗教冲动、宗教需求和宗教经验等的研究获得对于信仰的理解。说到底“宗教科学”寻求的不是对信仰对象的理解，而是对人自身的认知的加深。从这一点看，詹姆斯借助心理学建立“宗教科学”的尝试也是宗教心理学和宗教认知科学的先声。詹姆斯希望建立一门“宗教科学”的愿望也与当代西方哲学中追求“科学哲学”、“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潮流不谋而合，只是他将研究的视角从哲学转向宗教信仰。
注释：（略）
作者简介：韩宁，女，1980 年9 月生，山东乳山人，哲学博士，红足1—世足球网讲师，山西太原，030006。
（责任编辑胡静）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辅助教学和学习的需要，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请与我们接洽。
